姚雪垠和他的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

　　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长篇历史小说中，写得最为厚重、扎实，艺术成就也最为杰出的，当推姚雪垠的多卷本历史小说《李自成》。这部大河小说在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结合上，悲剧艺术的运用上，长篇小说结构美学的探索上，都作出了贡献。七十年代末小说前两卷出版时，就曾引发过“《李自成》热”，各省市争相印刷，发行量达到240万套以上。当时已有作家赞誉《李自成》“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①]。

　　五卷本《李自成》共约320万字，是姚雪垠历经近半个世纪辛勤劳作的成果。其中第一卷(上、下)出版于1963年，第二卷(上、中、下)出版于1976年，第三卷(上、中、下)出版于1981年，第四、五卷[②]出版于作者逝世的1999年。到2008年，还出版了由其助手俞汝捷按姚雪垠生前意愿作了简缩又作了增补的精补本《李自成》四大册。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二年(1645)农民起义的悲剧历程，同时也在广阔的背景上“全景”式地再现了明末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 与精神风貌。全书结构宏伟，情节大起大伏，塑造人物众多(仅前两卷提到的有名姓者已达293个，认真刻画的近六十人)。从崇祯皇帝到文武大臣，从皇后嬪妃到太监宫女，从地方官吏到商贾游侠，从义军将领到军师策士，从随军马夫到中原百姓，从和尚巫婆到妓女乞丐，几乎无所不包，而且各有性格，栩栩如生。这些人物仿佛都带着明代历史的原生态，在作品里出现。《李自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作家姚雪垠对晚明的社会历史状况乃至官场礼俗、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等都相当熟悉，并且采取了真正严格的写实主义态度来写作的缘故。他非常注意处理好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关系，主张在认真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以史实为骨架进行艺术虚构，使小说人物血肉丰满，故事色彩斑斓，合情合理。大到政治、军事的的一些重大事件，小到明代北京城戒严由哪个衙门出布告，崇祯年间北京何时发生过地震，明末银价和制钱的比价变化，作者对这些问题都认真做了查考。姚雪垠不但熟读《明史》，而且阅读了明末清初许多文人写的野史笔记，还读了大量地方志，他做的卡片摘记就有近两万张，光是卡片所记的史料就有一两百万字。早在1948年，姚雪垠就发表过研究明末东厂和锦衣卫两个特务机构的学术文章，因而他能在《李自成》里写到卢象升这个兵部尚书兼各路勤王军总督身边居然就有皇帝派的特务在日夜监视——这种情况确实体现了明代的“绝对军权”真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也说明了明朝君臣关系已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大权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大臣被视为君主的奴仆。明朝统治的办法主要依靠厂、卫特务机关来监视和处置臣民，刑部、大理院、都察院等专政机构反而不为皇帝所重视。到天启皇帝长期不理朝政，大权终于旁落到太监手里。崇祯十七岁“登基”，初入宫时不敢吃太监送来的食物，只吃周后为他烙制的饼充饥；为了从魏忠贤手里夺回权力，便依靠一些人果断地诛杀了“阉党”，此事史称“刚毅有为”，但从此也增强了崇祯专断自信和猜刻多疑的变态心理。他在位十七年中，更换了五十个宰相(内阁大学士)，处死了两个首相(首辅)、七个总督、十三个巡抚。小说中的黄道周，因弹劾杨嗣昌而违背崇祯心意，就遭庭杖。崇祯并且给锦衣卫头目下达“即予毕命，只云病故”的密旨。仅此一节，就入木三分地显示了这位以“仁德”自我标榜的“英主”的真面目。崇祯确实不是那种荒淫无度的末代皇帝，他“宵衣旰食，事必躬亲”，真想励精图治，但他越认真危机却越严重。大臣们动辄得咎，见了他腿就打颤，当然更不敢同他讲真心话，这反过来又使他在内外交迫、极端困难的局面中感到无比孤独、焦躁和空虚，重新走上依靠宦官的道路。正是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既形成了崇祯专断猜忌、迷信自我，又形成了他懦弱寡断、易变易怒。直到临死，他还把明朝亡国的责任推给大臣，说是“皆诸臣误朕”。小说作者对历史上的崇祯有精到的研究，对他的思想性格及其形成的历史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因而得心应手地塑造了这个极成功的典型形象，深刻揭示了他性格的复杂方面，连下棋这类生活上的细小情节，也成为作者从政治思想上揭示崇祯内心的有力手段。尽管崇祯棋艺低劣，同他对弈的袁、田二妃却不敢赢他的棋，连从旁指点插半句嘴都不敢。因为“崇祯下棋正如他处理军国大事一样”，“最忌别人提出与他不同的高见”。妃子们让他赢了棋，不但不能丝毫流露出自己故意让棋的真情，还必须对崇祯恭维说：“陛下是中兴圣主”，“胸富韬略，谋虑深远，步步有法，臣妾望尘莫及”。这不是对崇祯性格与“绝对君权”所作的绝妙讽刺吗！小说不仅写到明代藩王“庄田侵夺民业”的严重状况，更写到了崇祯自十二年起决定全国除正赋之外，还征收额外的“练饷”，连同原有的“辽饷”、“剿饷”，三项总计每年竟达1670万两白银之多，用书中人物黄道周的话来说，“今日百姓负担之重为祖宗列朝的数倍”！崇祯这个蛮横无比、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决定，无异于给农民起义火上浇油，也正是让许多地方都出现“赤地千里，炊烟断绝”，百姓“易子而食”惨状的根由。小说通过直接间接方式所作的这些描述，为明末农民大起义勾画出了真实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作家这种深入研究历史，充分尊重历史，而不是仅仅借史“写意”，更不是“戏说”的态度，应该说正是现实主义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胜利！

　　《李自成》中悲剧艺术的出色运用，也是作品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显著标志。

　　《李自成》一书写了许许多多悲剧，它们大小不同，性质类型也极为多样。“大人物”演着悲剧，“小人物”也演着悲剧。农民英雄的起义失败固然是悲剧，抗清将领兵权被削、血洒沙场更是悲剧。真实的历史人物在演出悲剧，虚构的人物也同样扮演了有声有色、深沉悲壮的悲剧角色。作者从明末的社会现实出发，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历史大悲剧的壮丽图画。不但主人公李自成扮演着大悲剧的主要角色，连他手下的一些人物，像世家子弟、颇有战略眼光的李信(李岩)、李侔兄弟，起着重要作用的军师宋献策，平时以忠厚长者著称的田见秀等，实际上也都演着悲剧，他们的最后结局都有着很深的悲剧意味。至于女英雄慧梅，她在第三卷中则已经完成了一出义薄云天、感人肺腑的动人悲剧。此外，开封城内以张存仁全家为代表的普通百姓，他们的遭遇更是明末战乱中令人心碎的悲剧——甚至是一幕幕惨剧。确实可以这样说：整部《李自成》，就是由大大小小许多历史悲剧组成的。这部小说之所以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和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量，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小说中的李自成是个悲剧人物，是个大悲剧中的英雄。作者无意于把李自成单纯作为英雄人物来歌颂。适应于作品的这一主题需要，小说以李自成及其起义部队由困厄转到兴盛、复由胜利走向失败这一悲剧过程作为全书情节的主干。作者透过历史表象，通过农民军中众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地揭示了李自成及其起义部队何以有此悲剧性发展的内在原因。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李自成是明末农民大起义中一个少有的杰出人物。《明史》和野史几乎一致记载，李自成具备一般人难以具备的了不起的品性。专记崇祯年间农民起义史料的《怀陵流寇始终录》，曾这样介绍“闯王”李自成的为人：

　　闯……性淡泊，不好酒色，鄙曹、献(按，“曹”指外号“曹操”的罗汝才，“献”指张献忠——引者)多欲，谓非丈夫。粗粝与众共之。妻妾各一，皆老丑。不蓄奴仆(原书批注：此三十三字士大夫不及)。暇则令儒生讲经史。

　　——第十六卷

　　可见他是一个胸怀大志、政治上富有朝气的人物。在当时的农民军领导人中，李自成是最成

　　熟、最受群众拥戴的一位；在众多起义队伍中，李自成所领导的队伍纪律最为严明，影响最

　　为深远。小说写了李自成和他的队伍即使在潼关南原大战那样受官军重重包围的险恶情势下，他们也上下一心，奋力苦战，杀出重围，决不投降。在商洛山中，更通过李自成不带军队单骑平定石门谷杆子叛乱和义“送”郝摇旗离队等几个典型情节，精彩地写出了李自成的凛然正气、沉着应变和严于责己、知人善任的品性才能。自崇祯十三年冬进入河南后，李自成及时提出“随闯王，不纳粮”和“三年免征”等口号，赢得了广大农民和饥民的热烈欢迎，起义军队一个月内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不久攻下洛阳，声威大振。以后两年又攻占开封、长安等地，十七年三月进入北京，取得推翻明王朝的历史性胜利。

　　与此同时，小说也写出李自成的思想局限及其悲剧性后果。首先，他既然允许农民“不纳粮”、“三年免征”，又怎能解决越来越庞大的的起义军饷呢？作者姚雪垠对此作了十分中肯的论析：李自成“军饷来源全靠向各地豪绅大户强迫征发并攻破富裕山寨，镇压豪绅恶霸和大地主，抄没他们的财产。到北京后向明臣严刑追赃，是这一政策的继续。这一政策既为财政来源所依靠，也体现了农民革命的矛头所指和阶级斗争的大方向。……长久依靠这一政策去解决财政来源，必然会疏忽积极地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恢复生产，以便迅速建立军事活动的经济基础，将财政来源的重点有计划、有步骤转向比较合理的田赋征收。”[③]明末清初史家和文人都称李自成、张献忠为“流寇”，正是指的这种种状况。小说所写李信、李侔兄弟在投奔李自成途中，就以书信提出“据宛、洛以扫荡中原，据中原以夺取天下”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纠正闯王单纯“打富豪、吃大户”的政策。但闯王农民阶级的局限以及部下大量是陕西流民、边民的状况，却束缚、限制他去接受这一正确主张。其结果，正像小说中李侔所说：“万一将来受挫，便要退无所据。”这就不可避免地最终要带来悲剧。其次一个悲剧因素，是李自成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和个人威望的提高，逐渐发生着某种不易察觉的变化：开始习惯于听奉承话，头脑变得不那么清醒，有时对某些重大隐患麻痹大意，丧失警觉。史载李自成进北京之后，明朝大臣梁兆阳、杨观光之流肉麻地称颂他为“圣主”，说他“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李自成听得飘飘然，将一个封为兵政府侍郎，另一个封为礼政府侍郎(《平寇志》卷九)。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入京后才有的，而是在此之前就慢慢出现了。小说写道：“……自从牛、宋等人来到身边，宋献策献了那个谶记[④]，他又正式称为‘奉天昌义文武大元帅’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和义军队伍的壮大，那些‘天命所归’、‘救世之主’一类的颂扬话渐渐地听得多了，认为理所当然。”(三卷807—808页)投而复叛的袁时中，正是钻了李自成这个空子。应该说，这个作伪到了家、显得非常“真诚”的人物，实在是小说中的一个出色创造。他第一次见面，就以非常得体的吹捧博得李自成的好感，使李自成“颇为满意”(三卷808页)。就在他决定率众叛逃前，还把李自成大大歌颂了一番。正因为李自成本身的这种弱点，才会幻想将对方收为心腹，拆散了慧梅与张鼐的姻缘，强制慧梅嫁给袁时中，以致造成慧梅的终身遗憾，最后被逼得自尽，并给李自成本身带来“赔了义女又折兵”尴尬局面。可以预计，到农民军进入北京前后，李自成身上更会滋长“天命所归”、唯我独尊、听不得不同意见的骄傲自满情绪和麻痹轻敌思想。再加上对清军的强劲力量和入关所构成的巨大威胁严重低估，这就铸成他致命的大错，终于使江山得而复失！小说第五卷正是用了相当集中的篇幅，写出李自成这些局限与缺陷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入京后向明朝勋戚、官员们的严刑追赃，虽然使大顺军获得七千万两银子充实长安的“国库”，政治上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破坏性影响；吴三桂拒绝李自成的劝降，转而向清政府“借兵”与大顺军对抗；大顺军进城后纪律迅速败坏，抢劫、强奸案不断发生，城内民心浮动，除王长顺外却无人敢向李自成禀报；李自成山海关兵败后匆忙退往陕西，沿途又连连败绩，原已投诚的明朝武将纷纷降清；李自成变得褊狭多疑，错杀李信兄弟……至此，整个大悲剧明朗显现。小说《李自成》悲剧艺术的突出成就，正在于它不是依靠外在的涂抹渲染，也不是着眼于人物的个别际遇，而是从社会条件与人物性格的深处解释悲剧产生的内在根据，因而使《李自成》这出历史大悲剧具有了相当厚重的涵量。

　　《李自成》在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探索上，同样很有贡献。

　　这部“全景”式小说涉及的生活是如此广阔，内容是如此复杂，线索是如此繁多，无疑会给作品的艺术结构带来很大困难。但实际上，作者姚雪垠却将这部书的结构问题解决得很好，很有创造性。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多线索的复式发展中做到主次分明，虚实得体，统筹兼顾，繁而不乱。作者抓住李自成起义军和明王朝的矛盾为主线，而将其他各种矛盾(包括明与清的民族矛盾，明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张献忠起义军与明王朝的矛盾，李、张两支农民起义军的矛盾，以及李自成起义军的内部矛盾，等等)作为副线，使之处于服从、配合、衬托主线的地位。到第五卷里，随着崇祯自缢，主线转为李自成的大顺军与清朝的矛盾，这时其他线索又处于服从新主线的地位。这样，《李自成》一书在结构上以李自成农民军与当时大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作为纲，各条线索纵横交错，相互制约，螺旋式地向前推进，从而波澜迭起而又层次井然地展开全书的情节，做到了有主有次，各得其所，既能放手展开广阔的生活画面的描写，又能使全书始终以李自成为中心，保持明确的角度和集中的焦点。

　　《李自成》结构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特色是，作者采取了一种很灵巧方便的“单元组合”的方法：即不仅全书分成许多章，而且将若干章捆扎在一起组成一个单元，每一卷都能构成大大小小的若干单元。以第二卷(初版)为例，共有五十四章，就分成了大小十个单元。第一章到第十五章，是《商洛壮歌》。第十六章到十八章，是《宋献策开封救金星》。第十九章到二十二章，是《杨嗣昌出京督师》。第二十三和二十四章，是《玛瑙山之役》。二十五章到二十八章，是《李自成突围到鄂西》。二十九章到三十三章，是《紫禁城内外》。三十四章到三十六章，是《闯王星驰入河南》。三十七章到四十二章，是《李岩起义》。四十三章到四十八章，是《伏牛冬日》。四十九章到五十四章，是《河洛风云》。这些单元，大小不一，伸展和收缩起来颇为灵活方便，又都同作品的主线保持一定的关系，因而显得毫不松散。作者通过这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单元，就等于调度指挥一支支集团军进行灵活机动的作战，使作品的结构既不是那种孤军深入式的单线发展，又不致因部队众多、缺少统一部署而造成军容散乱、布不成阵。每一章，每个单元，虽然人物很多，但各有重心，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重点，围绕人物来展开。这种结构方式既有继承，又有创新，而且是兼学中外，不拘一格，确实称得上是一种创造。这种具体的结构方式，也就带来了《李自成》艺术结构上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大开大合，有张有弛，舒卷自如，活泼多姿，极尽波谲云诡之妙。

　　这部小说不但情节发展大起大落，而且常常出现横云断峰的布局。譬如单元的转换，往往出人意外，变化莫测。第一卷写潼关南原大战中李自成与高夫人[⑤]分两路突围，在高夫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作者却笔锋一转，写李自成、张献忠的谷城之会，使读者更加放心不下。第二卷《商洛壮歌》之后，接着不是写《李自成突围到鄂西》，却让宋献策与李信出场，描绘起开封相国寺的风光来；到鄂西之后，不接写李自成奔驰入河南，却另起波澜，笔墨又转到明王朝的内外交困上。这种盘旋而上、峰回路转的安排，正是多线条复式发展所要求的，它构成了一张一驰的节奏，使文戏与武戏交错，显得变化多端。读者看了前一单元，很难料想后一单元的发展。

　　同一单元之内，也常常有张有弛，富于变化。《商洛壮歌》在一系列紧张万分的战斗场面中，插写了马三婆下神、张鼐探视慧梅的伤势等“闲笔”。《突围入鄂西》这一单元中，在汉水恶战前夕，插入老马夫王长顺讲故事。《河洛风云》在攻打洛阳的战斗准备就绪之后，又用相当轻松的笔调，写了闯王和李信、宋献策同游龙门。真是金戈铁马之中，忽闻凤管鵾弦。特别在张献忠要借设宴之机加害李自成，王吉元拼死奔回闯营报信的极端紧张的时刻，作者竟悠闲地写闯王带领众将于赴宴途中赏山景，游古庙，勘断碑，探石洞，说突围以来“难得像今日心情安闲”，甚至让他们讨论起田见秀“日后出家的事”。极紧张时刻写这极闲的一笔，这就叫“文似看山不喜平”。笔墨虽然轻松了，读者的心可并未因此轻松，反而由于李自成等处于安闲无准备的状态而更加悬心(可以说，作者正是很好参透了这种进与退、张与驰的艺术心理学)。即使如《紫禁城内外》这样的单元，也是弛中有张，既有祝寿、开宴、赏花、听琴等闲适的场面，又有李国瑞入狱、黄道周受笞、薛国观赐死等比较紧张的情节错杂其间。“方看惊涛奔急峡，忽随流水绕芳坡”——用作者这两句诗来形容《李自成》布局和艺术描写上的富于变化，正是十分贴切的。

　　《李自成》艺术结构上的又一特色，是浓淡相间，疏密映衬，首尾照应，均衡对称，有建筑艺术的美。作品的大起大落，与布局的细针密线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全书和各卷的设计都注意了首尾呼应，前后匀称。整部小说从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写起，以明亡后李自成及其余部对清抗战作为结束，始终贯穿着与阶级矛盾主线错综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矛盾。第一卷修订本增写了最后一章，表现崇祯在张献忠重新起义、李自成重树大旗之后的震恐心理，使小说环境从北京开始又回到北京，与本卷开头紧相呼应，反映出李自成起义军经过一年艰苦奋斗得来的变化，布局上显得十分严整。第二卷意味深长地从《商洛壮歌》起头，而以《河洛风云》作结，写出了李自成起义军从采取守势转到发动攻势的重大战略变化。所有这些，在艺术结构上都给人以均衡对称的美感，显示了作者的艺术匠心。

　　《李自成》一书在结构艺术方面的这些成就和经验，很值得后人总结和研究。它对于提高我们长篇小说结构艺术的水平，使作品的艺术形式更好地适应于表现广阔生活内容的需要，定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应该说，《李自成》并非没有留下特定时代的印记。这部小说开写于“左”倾思潮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当时作者头上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第一卷在“文革”中还被当做“毒草”受到批判。为提防“左”的棍子打击，作者在坚持独立思考的同时，写作过程中自不免要时常花些笔墨来预设防线，这使作品的某些行文留下稍嫌拖沓的毛病。此外，小说的某些文字也留有轻微现代化的痕迹。这些遗憾在精补本《李自成》中，方始得到消除。

　　[①] 此为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对《李自成》的评语，见杜渐《姚雪垠先生谈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原载香港《开卷》杂志1979年1月号，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书，1979年9月出版。

　　[②] 其中第四卷作家未能按《〈李自成〉内容概要》的原计划全部完成。

　　[③] 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前言。

　　[④] 即“十八子，主神器”这一说法。

　　[⑤] 高夫人是李自成的发妻，在李自成死后长达十八年时间中，她始终率领大顺军余部与南明联合抗击清军。南明大臣见了她要下跪，称她“太后”。可见，高夫人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一位杰出女性。  姚雪垠在小说中将她放在重要位置上书写，确有必要。那种认为“高夫人太高”之类的批评，实在是不了解历史的轻率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