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隐性书写——汪曾祺的叙述策略

　　在汪曾祺小说中，经常遇到叙述人突然跳出文本，直抒胸臆地表达对人物及其行为的褒贬的现象，这就是“说话人”的出现。《故乡人·钓鱼的先生》是一个典型例子。作品开始一直以局外的第三人称身份讲述主人公王淡人淡泊从容而又颇富情致的日常生活：他钓鱼是边钓边吃，吃“起水鲜”；他种瓢儿菜和扁豆，为的是和郑板桥“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的对联配景；他施医舍药、急公好义……从叙述中，我们感觉到叙述人对王淡人隐隐的赞赏。但到了文末，这种赞赏之情似乎再也无法压制，叙述人不由自主地跳出文本，突然将听故事的读者甩开，骤然转向主人公，和主人公直接对话，以“你好，王淡人先生！”这种极具价值和情感认同的表达方式，传达着作家无比强烈的认同感情。

　　《大淖记事》同样如此。小说结尾，故事发展到高潮，叙述人不再压抑自己一直隐匿的身份，突然挤进事件中，插入一个设问：“十一子的伤会好吗？会。当然会！”如同看热闹的人突然被打动而不由自主地卷入事件一样，这个设问一下子暴露了叙述人的身份和倾向。“会好吗？”的疑问，表明担心、忧虑、不确定性；紧接着，简捷明朗的肯定“会”排除了担心和忧虑，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但叙述人似乎对这样的确定仍不满意，马上以“当然会！”的强烈感叹予以重复和强调，表明无可怀疑的态度，强调对人物的良好祝愿，对人生的希望和信心。叙述人从隐身到现身，从疑问到肯定再到非常肯定，这种态度的转变明确地将叙述人的情感一步步表达出来，善良、正义、乐观的叙述人形象在这种态度中也逐渐明朗和清晰。

　　叙述人这种无法压抑情感而干脆直接介入文本的做法，显示着叙述人急于评判人物、对人物进行道德审视的强烈愿望，无疑是叙述人“发言”的最直接的方式。叙述人跳出文本发言，这种方式直接来自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说话人”。这个“说话人”一方面承担着讲述故事的任务，同时还承担着道德训诫的职能，常常以“列位看官”为标志转向对人物行为的评价。王德威认为古代小说的“说话人”是一种修辞策略，其目的是要造成“虚拟情景”，形成“似真”效果，“增添某一作品的说服性”，认为“它的‘存在’即保证了任何一部作品的意义感。”这个“意义”显然是道德意义。在古代小说中，道德意义借助“说话人”之口在故事讲述的现场明确地说出来，犹如顺手牵羊，水到渠成，自然更容易达到引导、教导或启蒙的目的，增强道德传播的效力。

　　在汪曾祺小说中，第三人称叙述人跳出文本直接评价人物或事件的模式，我以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古代“说话人”修辞模式的继承。这种叙述策略同样保证了汪曾祺作品的“意义”的产生。但是，在形式借鉴的同时，汪曾祺的作品所负载的“意义”和古代小说则有根本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将“说话人”作为叙述的策略上，汪曾祺直接继承了古典小说的成规，但是，汪曾祺对这种叙事成规所产生的意义的性质则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他将古代小说中的“说话人”从抽象的集体代言人身份改写成了具体的个体知识分子身份。

　　(杨红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