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端木蕻良小说的浪漫抒情的诗性特征

　　在论述浪漫主义文学时，有人把浪漫主义文学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我型”的，一类是“社会型”的。如果回顾一下从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文学出现以后这类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存在，我们应该承认，这一论述还是非常可信的。按照这样的观点来划分，端木的浪漫主义小说无疑是属于“社会型”的，这有他的小说语言来为佐证。

　　前面我们说过，在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家那里，以诗意的语言来突出“自我”是他们的普遍特性，他们都经常把一个与现实中的自我极为相近的人物写进作品，叙述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的心绪情思，语言充满了诗歌的性质。不论是当年德国的歌德，还是法国的卢梭；无论是中国的郁达夫，还是郭沫若，都是如此。但是，端木却与这种浪漫主义不同。他虽然也突出自我，把自我形象写进作品，也用诗歌的语言来表现个人的主观情感，但他又总是把“自我”融于时代和社会之中，使身边私事融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认为“离开生活便没有创作”，“文学所追求的所记录的所解答的，只有生活”。他在创作上特别注重作品的社会生活含量，他所强调的“宽度、深度和强度”都与生活有关，特别是其中的宽度，就是指作品反映生活的广阔程度。因此，他在创作中总是着眼于时代和社会，写出沸腾的生活，表达重大的主题。他甚至还有意识的把长篇小说的名字确定为《大时代》，表现他的这种追求。他虽然也写自我，也把自我生活自我情感带进作品，但这里的自我生活自我情感又无不与社会和时代的重大主题联系在一起。尽管《科尔沁旗草原》中写到丁宁“是寂寞者”、“独语者”、“畸零者”，但实际上丁宁与郁达夫笔下的男主角们大不相同。郁达夫笔下的男主角都被个人生活琐事和一己私情困扰着，在个人的情感泥潭里做着无力的挣扎，而丁宁想的是以叱咤风云的气魄重塑草原上的新人，改变草原的面貌。郁达夫笔下的畸零者更接近他们的嫡系祖先维特，而丁宁更像他的同类唐璜，他是唐璜式的浪漫英雄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翻版。当然，在端木的作品中，这类唐璜式的英雄并不多，更多的则是传奇英雄。前面已经说过的大山、铁岭、来头、艾老爹、煤黑子、李三麻子等传奇英雄，就属此类，他们在端木作品人物画廊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类浪漫英雄与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自我形象截然不同，他们与社会和历史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身上的社会性与时代性更为鲜明。在他们身上虽然也寄托着作家的理想和主体情感，但是他们并不是以抒情主人公的角色存在着，也没有成为作家倾诉个人情绪的话筒，而只是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角色。这样，就使得作家不能不用较为客观的笔触去刻画他们。因此，这些形象在抒情性之外，又有较强的写实性。

　　上述因素使这类形象增加了较为浓重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端木小说的浪漫主义语言表现有了较为深固的现实主义家园，而不至于流浪到文学描写的误区。除此之外，内心写实也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共性特征。由于作家强调自我和主观性，就必然要把作家本人的内心情感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因此，在那些作品里，我们见到的是强烈的内心感情抒发，而很少能见到外部的客观写实。这些作品大都情节单纯，人物较少，也不注重刻画人物性格，这是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特征。与此相比，端木的小说则恰恰相反，五四浪漫主义作家所青睐的内心写实，在他这里已经大受冷落，他总是把内心写实融于外部写实之中，他的创作过程和作品的内容大都这样。在创作中，端木很讲究对所描写的生活做精密的分析，他说写《科尔沁旗草原》时，为了“把‘科尔沁旗草原’直立起来”，他“仔细的分析过这草原上所有的社会的机构”，在经过认真仔细的分析后，他用诗性的精魂为指南，以诗意的语言为构件，创造了一个真实生动、丰富多彩的科尔沁草原大千世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他与五四浪漫主义作家的不同。此外，他还特别注意设计作品的情节结构。他虽然没有像某些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编织错综复杂的情节，没有苛求结构的严整，但也没有像五四浪漫主义作家那样把小说写得如同散文，而是用了电影蒙太奇的语言作为组织情节的手段，让作品具备一定的故事性，甚至生发强大的情节魅力。同时，端木又很注意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尽管他有时用主观想象去塑造他的人物(如《科尔沁旗草论端木蕻良小说的浪漫抒情的诗性特征原》中的大山)，但绝大多数作品，他都非常注意写出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且让人物性格具有很强的丰富性，这远非五四的浪漫主义作家可比。所有这些，都显示出端木小说对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小说的超越之处，形成了他浪漫主义风格统摄下的诗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