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生宝”形象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在今天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在我有限的关于中国农村或乡土的阅读中，没有一部小说作品能够像柳青的《创业史》那样令人浮想联翩，也没有一个人物形象能够像梁生宝那样令人感慨万千。不过，这一切，都要从一场激烈的争论说起。

　　1960年，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小说一面世，就引发热烈反响，并逐渐引起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小说中到底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加真实呢，还是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旧人”形象更加真实？

　　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是冯牧，他撰文褒扬《创业史》不仅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汉、郭振山等塑造得很出色，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想品质的先进人物形象。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邵荃麟持不同意见，认为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因而，梁三老汉才是真正的典型。

　　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严家炎，他于196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他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有代表性的，《创业史》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成功地再现了作为个体农民的梁三老汉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作品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最终要走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据此，严家炎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他进一步指出：“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

　　这样的观点一出来，连一贯以厚道、宽容著称的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驳。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柳青回应说，严家炎的这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他无法保持沉默，接着他详细解释道，“《创业史》这个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沿着柳青的思路进一步推理，下面的结论应该不是画蛇添足：这个村庄各阶级人物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矛盾和统一都是通过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体现出来的，而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归根结底又都集中在梁生宝身上，因而，这个意义重大的主题只有通过梁生宝这样的“新人”形象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写到这里，争论的核心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争论双方之所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纯文学”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为了“历史观”和“目的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梁生宝一直是《创业史》的结构核心，在蛤蟆滩这个小世界里，他似乎无处不在，而其他一切人物也似乎都因为他的存在才获得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郭振山的争强和苦恼、姚士杰的阴谋和仇恨、改霞的爱情和彷徨、县里派来的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的真诚和幼稚，甚至连县委杨书记的感慨和思考，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测量和检验——他成了小说中的一种标准，一种尺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柳青心目中，梁生宝不仅是小说结构的重要因素，而且还是作者的审美主体，是作者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载体，所以，如果抬高梁三老汉的地位，就等于釜底抽薪，不仅否定了梁生宝乃至《创业史》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否定了作家期望通过梁生宝这一审美主体所传达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或许，这就是柳青对相关评论情绪激烈的原因吧？

　　双方看似尖锐对立的观点背后其实有一种深刻的关联性。当年严家炎之所以从“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和“细节的真实性”要完美结合的角度出发，一口咬定梁三老汉是“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因为柳青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摹出了梁三老汉在历史巨变中的摇摆以及他摆脱摇摆走向新生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否定这历史的必然性，而只是质疑柳青表达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方法问题；而柳青之所以对严家炎的评论“横眉冷对”，一方面是因为梁生宝确实是其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凝聚，是其建构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或许他潜意识里担心这样的质疑会导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严重后果，即担心在质疑这种表现方式的同时，也一并质疑这种表现方式所指向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看来，柳青的担心并非多余，因为，沉寂多年后，这场争论又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时再次爆发，且逐渐偏离“方法论”问题，指向柳青所担心的“目的论”问题，即在将梁生宝定义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的同时，他所立身的那段历史也相应地被虚化了。

　　纵览这些争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产生了。我们眼前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种“农民”形象是如此的截然相反，以至于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笔下那个在战争中被炮弹分成两半的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一样：一半大公无私，一半自私自利；一半一心向前，一半专门落后。伴随着这两种农民形象的，则是两种不同的农村景象：一个是小农经济的农村，一个是互助合作的农村；一个是落后的农村，一个是现代的农村。伴随着这两种不同的农民形象和农村景象的，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判断：梁三老汉的农村才是真正的农村，而梁生宝的农村，则是生造的。

　　然而，果真如此吗？

　　如果我们对《创业史》有一个认真细致的阅读，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个体贴同情的辨析，对小说的结构有一个全面辩证的关照，对那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实在的反思的话，就会发现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因为，虽然梁生宝是寄托柳青世界观的审美主体，但从来就没有脱离梁三老汉而独立存在的梁生宝，也从来没有脱离梁生宝而独立存在的梁三老汉，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不仅不是彼此外在的他者，而且更是彼此内在的自我，他们彼此就是对方的身体和影子、肉体和灵魂，或者说，梁生宝不过是一位生活在新时代的梁三老汉，而梁三老汉也不过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梁生宝……如果做一个略微细致些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所关照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与此有关的所有的痛苦和幸福、欣喜和忧患都一脉相承：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发家创业”，不过一个发的是“小家”，创的是“小业”，而另一个发的是“大家”，创的是“大业”；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吃苦耐劳，只不过一个是为了“小家小业”而吃苦耐劳，而另一个则是为了“大家大业”而吃苦耐劳；他们共同的梦想都是想做自己的主人，只不过一个是想做“三合头瓦房院”里的主人，而另一个则是想做互助组、合作社的带头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主人……

　　通过这样的比较，我们就能够从梁生宝身上看到梁三老汉的影子，也能够从梁三老汉身上看到梁生宝的影子。不过，我们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因为，之所以说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彼此是对方的肉体和灵魂，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互文”关系有一个更高的依托——哲学一样系统而辩证的结构。

　　我们在意识到梁生宝是小说主人公和核心的时候，往往没有意识到他是在梁三老汉的心灵世界中长大成人的，没有意识到梁三老汉饱经沧桑的眼睛始终笼罩在这个世界上，笼罩在梁生宝身上，而梁生宝的眼睛也从一开始就跟随着梁三老汉的眼睛，并逐渐成长起来，开始反观梁三老汉的眼睛，从另一个方向关照这个世界，从此，这两双眼睛就交织在一起，彼此冲突、交流、对话，最后，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在这两双眼睛的沟通中融为一体，一个崭新的世界由此而诞生……

　　小说的“题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梁三老汉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然后看到的是这双眼睛所笼罩着的那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以及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的一个孩子——梁生宝——的成长，而且，我们看到这双眼睛也始终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而激动，而兴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梁三老汉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题叙”中的梁生宝简直比梁三老汉还“梁三老汉”，不仅像继父一样吃苦耐劳，而且比梁三老汉还更会过日子。可现实却如此残酷，身强力壮的父子俩苦打苦熬了几年，日子不仅没有发起来，反而每况愈下。爷俩“破命”创业的算盘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幻灭了。

　　这就是“题叙”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小说的叙事基调，而且还包卷了整个小说，为小说叙事推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因此，要想理解这部小说，就必须理解这个“题叙”。正是这个“题叙”告诉我们，梁生宝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的背离，而恰恰是对梁三老汉的扬弃——他们虽然不是“血缘”上的父子，但却是精神上的父子。而梁生宝们所从事的互助合作事业，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们的背离，而恰恰是对他们的“事业”的扬弃——吸收其过好日子的强烈渴望，并剔除他们只顾个人发家创业而不管他人死活的狭隘个人主义。

　　这就又回到了我们的问题上来，即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彼此割裂的理解，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对梁生宝形象一边倒的批判和对梁三老汉形象一边倒的赞扬，不仅不是来自作者的分裂和文本的分裂，也不是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分裂，而恰恰是来自于这些批评者自身的分裂，来自于他们对现代历史一厢情愿的单向理解……因为，恰恰是在《创业史》中，通过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辩证关系，柳青表达了他对现代历史的辩证理解，让我们看到现代历史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空前绝望的时代，让我们看到现代历史是一个在进步与后退的矛盾斗争中不断扬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前辈们不仅瞻前，而且顾后，不仅批判，而且继承。

　　这一主题，隐含在小说文本中。

　　由于结构原因，《创业史》省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梁生宝为躲避抓壮丁而在终南山中的“隐居”生活。单单通过这部小说，我们无法了解梁生宝在荒山野岭中的生活，我们只知道1949年的夏天，在深山老林中隐居了多年的他终于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换了“心胸”，一心一意投入到火热的“世事”中去了。

　　那么，是什么使梁生宝发生了质变呢？

　　在笔者看来，柳青没有“秉笔直言”的这个部分恰恰是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因为正是在这一部分中梁生宝实现了“化蝶”——从梁三老汉的蚕蛹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

　　那么，这一文本“空白”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内容呢？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们为《创业史》中这个“空白”所阻隔而无法前进时，却在赵树理的长篇小说《灵泉洞》中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为了躲避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军队的蹂躏，金虎和小兰在山洞中过了一段“山中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安稳日子，可是一不小心，被国民党警察给发现了，他们只好沿着山洞中的流水逆流而上，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从山洞中“钻”了出来，来到了一个大山顶上，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片片的山药蛋。原来是他们村的老李洪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而带领全家来到了这个无意中发现的“洞天福地”。接下来，作者领着我们进入这个“桃花源”，耳闻目睹这里的幸福生活：鸟语花香、水清木秀、物产丰饶、人情甜美。

　　好一个世外桃源，人间天堂。

　　然而，赵树理之所以化腐朽为神奇，把这荒山野岭描摹得像人间仙境一样，不过是用这里的幸福反衬人间的苦难，从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丑陋，并呼唤平等、民主、互助、幸福的新社会。因为，就像《创业史》和其他作品中所透露的一样，这里固然物产丰美，但也决不是什么人间乐园——陪伴他们的，除了那些美好的事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看得见”的狼虫虎豹和“看不见”的风雨雷电，尤其重要的是，寄身荒野不过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逃生之计，是他们在生活地形图上所能选择的最边缘、最危险、最绝望的生存方式之一。

　　把梁生宝的变化放在这个框架中来理解，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梁生宝之所以放弃梁三老汉式的发家梦想而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不是山中的隐居生活让他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而恰恰是这一段山中的隐居生活叫他和这吃人的“丛林社会”拉开了距离，得以冷静地观察这社会上“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残酷现实，叫他看清楚了人间的苦辣酸甜，看清楚了人类社会血战前行的历史……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发现！

　　正是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梁生宝从梁三老汉的胞衣里挣扎而出，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实验和求索，而梁生宝转变的秘密，也正是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转变的秘密——它已经在小农经济的泥淖中挣扎了千年，不得解脱，现在，它就要开始史无前例的探索了。

　　然而，这探索是何其艰难。

　　小说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里，梁三老汉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每天心神不宁，担心“还家”的土地不牢靠，而在确认土地真成了自己的后，仿佛有一种奇妙的精力注入了他那早已干瘪了的身体——他那弯了多年的腰杆竟然又挺直了。他浑身充满了活力，准备大干一场，把家发起来。

　　梁三老汉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在土地改革的催化下发生的。

　　然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步，因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同时又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可是，土地改革运动既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彻底的私有制的回归，在释放了巨大的解放性力量的同时，也暴露了根深蒂固的囚禁性力量——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拆除了隐藏在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运动背后的压抑国计民生的桎梏的时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历史已不止一次证明，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我们不过是再走一遍老路，重新回到那个我们刚刚推翻的国家和制度，重新将刚刚正当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

　　在当时的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文化的胜利，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地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是两回事。《创业史》，这部反映互助合作运动的杰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么一幅不进则退的历史图景。

　　不用说蛤蟆滩的地主和富农们，不要说在贫穷和劳累中给跌打得迷失了自我的梁三老汉和王二直杠们，也不要说土改时的领路人郭振山，单说梁生宝的左膀右臂高增福吧，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是坚定的革命者，不仅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而且具有“自觉”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仍然停留在土改阶段，他之所以坚定地支持梁生宝和互助合作事业，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渴望和憧憬使然，不如说是对贫穷的恐惧和对剥削的憎恨使然，因而，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与其说是自觉的，毋宁说仍是自发的。

　　这样，教育农民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因为，要想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抛弃封建土地所有制及其遗留下来的思想渣滓，把这场政治和经济运动引向文化运动，把这场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阶段引向社会主义阶段。

　　就在这样的时刻，具有明确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出现了。然而，我们不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因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与他息息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不仅始终没有与那场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脱离，而且也始终没有脱离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