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看《红旗谱》

　　在读茅盾有关文章时，忽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上十分谨慎的茅盾，他的文学评论却充满文学意味，用笔很放开，从而显得十分精彩。尤其是茅盾不想发表，边看边写，随看随写的那些没有连缀起来的评论文字，更加让人感到茅盾的博大精深。茅盾去世后发表的关于《红旗谱》的那些文字，就是这样精彩的评论。

　　《红旗谱》是著名作家梁斌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梁斌是从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所以他的小说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曲折，语言富有乡土气息，充满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色彩。当时，《红旗谱》第一部在1957年12月一出版，立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茅盾1960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高度评价《红旗谱》的艺术风格，他说：“从《红旗谱》看来，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而不求助于方言。一般说来，《红旗谱》的笔墨是简练的，但为了创造气氛，在个别场合也放手渲染；渗透在残酷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场面中的，始终是革命乐观主义的高亢嘹亮的调子，这就使得全书有浑厚而豪放的风格。”这是茅盾对《红旗谱》的艺术风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然而，1958年5月16日，茅盾第一次读《红旗谱》时，边读边记，随手记下的读书时的感受，就显得更直接，有好说好，不足的地方，指出也是直截了当。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茅盾读《红旗谱》第一部时，随手记下的文字没有及时发表，直到1984年才公诸于世。但是，在这个没有连缀起来的文字里，我们更能看到茅盾阅读时的真性情。首先，茅盾对在阅读过程中感到印象深刻的，随手写来，充分肯定，如“朱老巩(老忠的父亲)形象给人印象相当的深刻。”“严志和及其两子——运涛、江涛，在书中所占篇幅较多。但，运涛在后半部书中就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江涛。这三个人的形象给人相当深刻的印象。”“严志和的形象很清晰，有个性，在书的前半，他比二子写得好。严妻形象不深刻。”在茅盾看来，形象不深刻印象不深的，都是没有个性引起的。朱老忠的妻子着墨不多，“但给读者印象比严妻深刻”。因为“朱妻有个性”。“春兰写得好，有个性”。同样的问题，对春兰和严萍两个人物，如何体现个性和不同之处，茅盾认为，“严萍——为什么会走向革命？她不像‘五四’后一些小资青年有婚姻不自由、家庭压迫等问题，似乎只因为她是青年，因为父亲是开明的，因为她爱国。她是个善良的少女，可是，在三角恋爱中她何以决然选择了江涛，没有深刻的心理分析。……作者写她，基本上还是用写春兰的笔法。春兰活泼，带点辣；严萍亦然。换言之，作者并没写出两个不同的个性的少女。”人与人的不同，也都是个性的不同。茅盾在这一天的读书笔记里，除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进行臧否外，还对环境描写给予肯定，认为“作者写环境(自然环境)，比较还好，能够配合故事的发展；一些细节描写也不是闲笔而是表现了人物性格的(例如老驴头杀猪等等)。”而对《红旗谱》里使用方言，茅盾自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文学语言——用方言，有好处，也有副作用；有新鲜活泼处，但也有词汇不够丰富处；语法大众化，但也有单调，少变化之病。方言语法——也是多变的；我不知冀中是否如此，我家乡(太湖流域三角洲)却是如此。”茅盾的这个感觉，1959年梁斌自己在谈创作体会时也说到过：“有些地方用了过于狭隘的地方方言，使有些地区的读者不大容易读懂。”当时有人称赞《红旗谱》是一部史诗，茅盾则认为，“《红旗谱》场面不够伟大”，还有“不够反映历史的毛病”，所以还没有达到史诗的高度和广度。但是，“和《林海雪原》比较，《红旗谱》较胜”。 5月4日茅盾刚刚看完《林海雪原》，然后紧接着读《红旗谱》，所以在5月16日的笔记里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