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出世

　　在北京的一百天里，除了到几位外审专家处听取意见，姚雪垠一共外出活动三次：第一次是因为工作所急需的史料在出版社资料室找不到，他不得不到琉璃厂中国书店去买旧书；第二次是老朋友臧克家请他吃饺子；第三次是到江晓天家中吃了顿便饭。其余时间，则全蹲在老君堂11号东院的一间小屋子里修改稿子。每天晚9点上床，早3点起床，中午小憩15分钟，天天如此，生活紧张而有规律，就像他写在稿纸上的蝇头小楷，井然有序，一丝不苟。

　　《李自成》第一卷稿又一次改毕交出，姚雪垠于春节前夕回到武汉。刚到家，江晓天的信件便追踪而至，告诉他书稿已发排，“清样二十五日前就寄出”，让姚雪垠做好校改清样的准备。

　　此时阶级斗争的弓弦又绷紧起来，开会学习把时间从早到晚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正如姚雪垠在1963年3月1日晚写给次子夫妇的信中所说：“我们运动紧张，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都不休息，所以没有时间给你回信。”

　　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让江晓天不得不格外小心。他写信催问姚雪垠，回武汉以后可曾就《李自成》即将出版问题向领导作过汇报？有关领导对此有何意见有何指示？等等。姚雪垠答复江晓天：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常委曾淳同志即将到京开会，关于湖北方面对出版《李自成》的意见，建议出版社与曾淳面谈。

　　3月中旬，曾淳抵京，下榻前门饭店。江晓天登门拜访，把外审专家的意见和盘托出，特别强调了小说的观点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没有发现原则性问题。曾淳表示同意，却突然问道：“姚雪垠是毛主席点过名的，这个情况你知道不知道？”“你说的是1957年的事情吧？”江晓天颇为紧张地反问，“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他的散文《惠泉吃茶记》？”曾淳点头，江晓天如释重负，回答说：“1957年以后，中央宣传部发过一个文件，有规定。姚雪垠写的是历史小说，不违犯规定。再说，毛主席是称赞李自成的。”他把对姚雪垠讲过的有关《永昌演义》的情况又给曾淳讲了一遍。曾淳的脸色渐渐开朗，语调也随之轻松：“是呀，书，我们也认为可以出，但一定要慎重。”江晓天赶紧接过话茬说：“对《李自成》，我们研究了三条限制办法：第一，不宣传，包括不在报上登新书介绍；第二，控制印数；第三，稿费标准从严从低。”曾淳略作沉吟，抬头看着江晓天说道：“好吧，那就这样定了。”

　　对“三条限制”，江晓天从心里感到荒唐可笑，但他已经顾不得这许多。只要书能出版，社会主义百花园中就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姚雪垠“摘帽右派”的身份也的确不宜张扬，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自成》低调问世正是对作者的爱护和保护。

　　得到了曾淳的答复等于越过了最后一道关卡，《李自成》立刻进入了出版程序。为防夜长梦多，工作节奏紧锣密鼓。插图、封面、部分改动较大的清样重新排版……两个多月的鏖战之后，“大功”终于告成。1963年7月1日，鸿雁从江晓天手中放飞，把喜信送到了大江南岸：

　　“《李自成》样书已装出，我们看过后，觉得封面、彩色插图、正文均印得很好。美中不足的是因为太厚，不得不分上下两册装订。作者赠书，日内即寄出。湖北地区的赠书名单初步拟定如下：

　　曾卓、密加凡、宋一平、辛甫、骆文、王淑云、李冰、杨平、碧野、徐迟、高昆、刘岱、李力、黄声孝、吉学濡、齐克、洪洋、吕庆唐。

　　在《李自成》的修改出版过程中，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和作协一些负责同志，亲自审阅，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请代为转达我们的谢意。《李自成》的出版，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下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编辑部和作者长期友好合作的开始，希望我们今后在党的关怀指导下，更紧密的合作下去。

　　紧紧地握手！”

　　寥寥数语写在薄薄的信笺上，捧在姚雪垠手中却重如千斤。不堪回首的往事，一件件浮起心底；不能忘怀的朋友，一个个闪现眼前。情不自禁中，姚雪垠喉哽声咽，老泪纵横。作为一名专职作家，创作原是他的本份，出书更属于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只是因为生活在一个不平常的时空里，这件平常的事情便有了非常的意义。多年以后，姚雪垠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中，为这件平常而又非常的事情记下了沉重的一笔：

　　“一个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作家(社会上说成是“摘帽右派”)写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能不能顺利出版，不单是依靠作品本身的水平，还要依靠三个条件：一是一定的有利时机，二是出版社的出版态度，三是编辑人员的识见和工作态度。当时是国家遭遇很大困难之后，正在执行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基本精神的‘八字方针’，暂时缓和了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绷得过紧的阶级斗争的弓弦，重新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各省市都陆续召开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向‘拔白旗’运动中受挫伤的高级知识分子‘赔礼道歉’，到处由统战部门召开‘神仙会’，而文艺界也召开了与此总精神相应的两三次重要座谈会并且制订了‘文艺十条’。”

　　“《李自成》第一卷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拿出手的。倘若再过一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的弓弦重又绷紧，《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很可能不会顺利。稍后，柯庆施提出来只写建国以后的十三年。到了一九六四年，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无端被打成‘借古讽今’，受到批判。再接下就是文艺整风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李自成》第一卷的抢着写出草稿，抢着整理成大体完整的初稿，而恰恰于阶级斗争的弓弦暂时略微放松的时候拿出来，不期然碰上了历史的好时机，用古人的话说，这叫做‘得天时’。像《李自成》这样的大部头历史小说，当时各省市的出版社是不会出版的。幸而我寄到北京，这算是古人所说的‘得地利’吧。但是更重要的是转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到了江晓天同志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作风上有一股朝气，‘官办’出版社的习气比较少一些。如果是不冷不热地向我要稿，稿子拿到后不紧不慢的处理，拖延一久，气候变化，《李自成》的出版前途就难说了。过去许多年，政策常常变，气候常常变。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作风比较积极、迅速，对作家比较热情，这些优点曾给《李自成》第一卷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好的条件。江晓天这位同志，比较有识见，有魄力，忠诚于党的出版事业，对《李自成》第一卷的出版起了直接作用……而第一卷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用古人的说法就叫做‘得人和’”。

　　虽然既得“天时”又得“地利”还得“人和”，但“摘帽右派”的作品依然是“摘帽右派”的作品。对于《李自成》的出版，全国各种报刊按照政治原则统一行动，既不发消息，也不予评介。书的命运与其作者当初的命运一样：“给它孤立！”正如姜弘在《姚雪垠与毛泽东》一文中所说，《李自成》的出版，使姚雪垠“听到了掌声，得到了赞扬和鼓励，同时也听到了贬斥声，看到了冷眼。他在有些飘飘然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术上艺术上所获得的赞扬并不能改变‘摘帽右派’的身份”。

　　然而，姚雪垠不怕。他说：“真正的文学作品是有生命力的，它长着两条健壮的腿，在困难中向前走，路子越走会越宽。”对《李自成》，他有这一份自信。他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果不其然，《李自成》很快就用自己的“脚”走出了自己的路。从北到南，从东往西，“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连驻扎新疆边陲小镇叶城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也捧着一本《李自成》！浩浩荡荡的读者队伍中，走着一位名叫“雷达”的少年。几十年后，当年的少年已经成为文学评论家，他在《从长篇小说创作看世纪之交的文学思潮》讲演中提到历史小说时，依然情不自禁地拍案击节：

　　“《李自成》第一部写得真好，就是把人置于那么一种情景之中，那种情景叫

　　什么情景呢？我不知道，就是被剥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只有一支笔自己拿着，自

　　己真正能够回到历史里面去，深入到历史里面去，写出一种文学的精品，了不起。”

　　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印刷的几十万册《李自成》，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销售一空。此情此景，江晓天在文章中作了详细描述：

　　“《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夏出版，虽然连新书广告都没有，但却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读者中，受到极为广泛的、热烈的欢迎。不到一年时间，仅编辑部就收到二百封左右的读者来信，他们有守卫边疆的战士、矿山工人、农村社员、大中小学教师、学生、报刊编辑、医生、史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一致称赞它艺术性高，知识性强，特别是现实思想教育意义大，这一点，更出乎我意料之外。许多封信都说到李自成不畏艰难不屈不挠、无私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给自己鼓舞很大。当时，祖国三年暂时经济困难刚过，苏联背信弃义，撕合同，撤专家，所强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压力，和所造成的困难，尚在清除中，李自成的英雄无畏精神激发了广大读者奋发图强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决心。历史小说也能产生这么广泛巨大的现实教育作用，这使我这个编辑也受到教育和新的启示。这些来信，我没有寄给作者，因为批评意见极少极少，摘编了一期《出版情况》，原件大都存档了。《李自成》一卷初版包括大32开本，共印了十多万册。不到半年，新华书店又经调查提出了新的印数，需求量较大，因为要控制，第二次再印也是十多万册。1964年底至1965年初，新华书店又提出要再印，数量更大，好像在百万册以上……”

　　1963年10月25日，九九重阳节。应武汉市政协的邀请，姚雪垠与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学者老艺人一起登上琴台。在传说中伯牙弹琴的地方，同游的古琴家即兴演奏，一曲《高山流水》，掀动思绪万千，姚雪垠挥笔写下了散文《重阳登高漫记》。文章从“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入笔，歌颂知音的无上珍贵，抒唱《李自成》知音多多的自豪与幸福：

　　“最广大的知音是人民群众。一个好演员，好音乐家，决不只有一个钟子期。一部好影片，从都市放映到农村，被上千万的观众们热爱。一支好歌曲，从黑龙江唱到海南岛，从东海的渔船上唱到昆仑山和克拉玛依。一部好小说，解放前初版两千册，顶多一万册，如今看来多寒伧。如今呢，一部好小说会发行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册，而每一册又被多人传阅，试想想有多少知音啊！”

　　当然，姚雪垠并未因此而忘乎所以，他清楚地知道现实离他的梦境还有多远。在他看来，“一般历史小说，获得普通读者喜好容易，获得较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很有学问的专家学者予以称赏，才能够证明它的成就。”(姚雪垠《给陈纪滢的信》)那么，由谁来给《李自成》的成就作个证明呢？姚雪垠想到了毛泽东。在他眼中，毛泽东“是一位喜欢读书、文史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人。”(姚雪垠《给陈纪滢的信》)由毛泽东批评《李自成》，在那个特定时代里毫无疑问最具权威性。于是，一天下午，姚雪垠与妻子相跟着，去了汉口一条偏僻小巷中的一个小小邮电所，把《李自成》第一卷上下两本悄悄寄往中南海。这件事情，姚雪垠不敢对外人说起，因为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他怕招来无端嘲讽。反正书一寄出便如石沉大海，就连姚雪垠自己，也很快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当然，他的忘记也许是因为他并不过于把这件事情当作事情——给自己所尊敬的大人物寄本自己的作品，如此而已，有什么呢？正如姜弘所说，“当时他并没有具体目的，更没有想到后来的种种”。然而，他的“这一着棋确实高，可以说是影响他一生的最重的一着”。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席又对文艺工作做了极为严峻的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听到消息，江晓天立刻绷紧了神经，因为《李自成》写的就是“死人”，他害怕会有“不许再写”的禁令突然传下来。惟一的办法就是赶在禁令之前出版第二卷，以既成事实来“抗上”。于是他三天一封信，五天一份函，像催征的战鼓一样，逼着姚雪垠加快创作速度。江晓天不仅盼望着“能在春节前收到卅万字稿子一读”，而且盼望着“二卷无论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力求超过第一卷”。在这看似无情却有情的催促之下，1963年的岁末，姚雪垠又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