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务实”与“出实”之间

　　语言朴素、凝练，作品通俗易懂，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这是“山药蛋派”文学创作的共同特点。作为“山药蛋派”作家的著名代表，马烽在其小说中显示出实实在在的乡土气息，与作者深深的乡土体验紧密相连。关于乡土体验，山西作家李束为曾经这样说到：“山西的一些搞创作的同志，常常谈到‘土’不‘土’的问题。大家认为作品有点‘土’味是好的。如果不把‘土’当做土包子理解，那就越‘土’越好。作品中的乡土味的浓淡是和作者深入群众生活的深浅成正比的。”恰如李束为所说，汲取崇实美德、追求“实在”、刻意追求浑然天成、不事雕琢，正构成了马烽小说创作中所追求的美学理想。

　　从马烽的中短篇小说代表作《三年早知道》《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的题目上，我们就能明显发现“山药蛋派”身上那种追求简单、崇尚通俗的美学风格。无论是对于故事的营造、人物的设置，抑或是戏剧化的结局都是为了现实影响服务的，这便形成了一种徘徊游走于“务实”与“出实”之间的追求。植根于山西大地原汁原味的乡村记忆和粗犷、豁达的乡村体验是马烽创作的最直接的动力源泉。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的马烽，家境并不殷实，小学阶段刻苦学习的他除了认真学习正课外，课余还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七侠五义》《彭公案》等等，开始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民间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民间体验对于马烽的乡土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曾在《忆童年》一文中谈到过他儿时所受的乡村民间文化的熏陶。例如，由于他母亲乐于助人，时常有乡民来他家“闲聊天，说笑话，讲故事”，而且他母亲本人“也能讲些神、鬼、狐狸一类的神话”，村里的“正月里闹会会、唱秧歌”以及“流浪艺人”的“打着莲花落说快书”等等。在马烽看来“比在学堂里念那些不懂的书，更有趣得多”，也更有吸引力和价值。童年的一切都对马烽的乡土体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继而影响其文学创作。

　　这里要谈论的乡土体验主要集中在“实”字上，“实”，有为人实在、性格实诚、故事真实之意，其实这也是“山药蛋派”创作上的一个共同点。赵树理在谈及《孟祥英》创作时就曾说：“如《孟祥英》里的生活，虽不是我的生活，可是《孟祥英》中所写的事，普遍存在于当日的社会中，而是我听见惯了的”。西戎也说：“参加实际斗争后……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逐渐改造自己，才能产生出好作品。”实在，如同一个“地域符号”，深深地烙印在“山药蛋派”作家身上。而“实”在马烽那里又有“务实”和“出实”之分。这里要说的务实指两个方面：一是指马烽笔下的人物性格诚实，即“敦厚质实”，这不仅仅指山西本地人民表现出的质朴、诚实、厚道，还指在为人处事方面的“务实”特点。因为“山药蛋派”的一个定位指向便是本色出演，本色农民，这里的务实主要表现在求真求实、重事实、避虚假的特质上。在小说《一篇特写》中，周英和王冬梅两个形象身上便有着这种强烈的“务实”的乡土性格。周英原来在地方上做群众工作，对记者怀有偏见。在他的印象里大家都是积极工作坚守岗位，兢兢业业，只有记者是左右不定，摇来摇去的同时对别人指指点点，妄加评论。这当然是对记者工作性质的误解，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她身上存在的那种务实的秉性。当记者后，周英注重实际调查，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在报道“王冬梅创亩产记录的模范事迹”时，亲自走访、实地落实，从而揭开了这起弄虚作假的事件。作为当事人的王冬梅，也有着山西农民那种本色务实的个性，她凭借着实干的闯劲赢得了县“劳模”的称号，当少数干部为“放卫星”将她拖入一起虚报亩产数以制造“模范”新闻的恶劣造假事件时，她一方面表现出对实干得来的荣誉无比珍惜，另一方面又为别人作假强加给的“荣誉”感到羞愧难当，毅然写信揭发披露，协助周英查清事实。这种求真求实的秉性是“务实”的乡村体验的重要表现，也是农民身上本色的特征。再比如《光棍汉》中，任命根这个人物被作者刻画得栩栩如生。他是一个穷苦农民，打了半辈子光棍。从小在地主家当长工，后来费了好大的劲，省吃俭用并且向地主借钱，从“放鹰者”那里讨了个媳妇，哪知道那女人竟卷钱跑了。任命根本身就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吃饭从来不按顿数，有时候一次就做下了几天的饭，遇着饿了，一天难免就吃四五顿，遇着不饿，说不定一天只吃一顿，有时候半夜睡得不耐烦了，起来就做饭，吃了饭天还不明，躺下再睡。”他受骗之后对待女人的态度“好像和女人有十八辈子的仇气”。这一个小小的方面让读者读来啼笑皆非，但是却掩饰不住作者马烽对于乡村人物刻画的“实在”的追求。任命根追求实际，吃饭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对待女人也是由于吃过亏变得现实了，变成了不再轻易去相信女人的那种“务实主义”，这都是作者在乡村体验下对人物性格的设置。

　　另一方面，“务实”是就作者本身而言的。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务实”这样的字眼如同黄土高原上的黄土一般，对作者有着非比寻常的影响。首先是作家的创作定位，便是以生活实际为源泉，形成了题材、情节、人物真实的“三务实”追求。众所周知，马烽是一个注重以生活为师的作家，“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直是他自己创作的座右铭。这种民间乡土体验在马烽那里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生活经历的积累。马烽自194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风格定位就已经很明确，这决定了他自那以后40多年小说创作题材的单一性。不过农村题材是马烽最为熟悉的，很显然，以作家那种心系大众的胸怀和眼光，他是不会放弃这个很熟悉的题材的。作家自谦“只能搭简易平房，不能盖高楼大厦”，但实际上在农村这块土地上，他已经成就了人物和主题上的宏大楼宇，为当代小说的底层叙述精神做好了思想定位。《刘胡兰传》以及与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都是反映英雄主义的大题材作品，但总体上来说，与同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相比，马烽并不擅长史诗性的小说叙事；几经来回，马烽最终还是回归了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无论是有感而发的即兴创作还是配合政治需要的仓促作品，源于生活的乡土体验都是马烽小说创作的重要法宝。对于在创作中不断向民间文艺学习，马烽的概述就是——“能更直接一些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在于能让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看懂、听懂。这种平民化、通俗化的倾向是马烽小说的最显著特征之一。第二点，向民间大众学习。马烽曾在其创作时多次表示要追求一种“让群众能读懂、能接受”的艺术效果。他在回忆写作《懒汉回头赛如牛》的情况时说：“事前我访问了各个有关人物，把他们的原话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写成了这篇通讯。我读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句听不懂的。”再如写《张初元的故事》时，情况也是如此：“1944年，我把边区特等劳模张初元的事迹，写了一本通俗故事，写好之后，首先拿到张初元村里让群众审查，他们不仅对事实本身给了很多订正和补充，而且在语言文字上也给了不少帮助。”像这样的创作情况在马烽那里是常态，他时常“就把稿子读给驻地的农民听，请他们帮助修改”。创作中追求通俗易懂，了解和研究群众的欣赏要求和趣味，常常为了稿件中的一两句话，都要钻研半天。他笔下的人物主要分两类，即农民和领导干部(《吕梁英雄传》和《刘胡兰传》例外)。农村妇女如金宝娘等，农村老汉如光棍汉任命根、王拴牛、宋师傅、村医孔祥林等，农村青年如田铁柱和赵栓栓、春生和小青等，领导干部如《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老田、县委高书记等，都是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鲜活的人物形象既丰富了小说的情节构架，同时也为马烽升华小说主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人物推动事件的发展，人物性格的成熟同样脱离不了事件的变化。与之相对，马烽在语言方面的设置更显“务实”。由于他笔下人物大多是农民，读者群也大多是农民，这便决定了他语言特色的定位——朴实、简单易懂但却不乏农民式的幽默。马烽曾在《漫谈学习群众语言》中说道：“写文章尽量通俗，但要尽量避免用过于偏僻的土话，因为那样，反使好多地区的人看不懂。”他主张深刻表现生活情绪，而非装饰衬托。当然，性格化的语言是“山药蛋派”共有的语言特色，也许称不上马烽个人的语言风格，但是马烽沿袭了“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的经典标准，秉着“山西人说山西话，农民说方言”的语言规则，不仅“生动真实地再现了生活，并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亲切可信的人物形象”，为中国小说的角色长廊里添加了不少典型人物。马烽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语言的设置均显示出其注重实在效果的“务实”追求。例如，在《结婚现场会》中，针对农村彩礼居高不下，西岭大队要开集体结婚的现场会。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用过多的语言赞扬青年人移风易俗的要求，而是通过老牛筋指出，开这种会，讲买卖婚姻的罪恶，讲要彩礼的落后，仍然是一种形式主义，只有发展生产，使农民富裕起来，挖掉要彩礼的穷根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结果结婚现场会变成了发展生产的动员会。这样写，是有新意的，也是符合实际的，这种为了解决问题而直接暴露问题，也是马烽务实的追求之一。

　　所谓“出实”，指的是马烽创作中拘泥于事实或者和事实有些出入的地方，虽在创作上呈现出的动机是针对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围绕这具体的“问题”来展开的，但是对党的政策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单纯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宣传，仓促动笔堆聚材料，就难免写出一些生活内容不够充实、情节或者细节略显粗粝的作品。正如他在谈及自己作品时说：“我的作品大部分是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东西。互助组吵架了，就单纯来解决吵架的问题；天不下雨了，就写担水点种的好处，‘打了盆说盆，打了罐说罐。’另外还有一些是跟在工作后面做记录，土改以后农民分到土地了，就写农民分到土地的喜悦；二流子改造了，就写二流子改造的经过……”这样写固然有很多益处，例如从实际熟悉的生活中取材，从客观上杜绝了过于脱离实际的胡编乱造的弊端，但是另一个缺陷也显露出来，即着眼的都是具体的实际的小问题，而缺少重大事件的刻画与描绘；至于省略情节铺垫和人物过度拔高，更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例如，《饲养员赵大叔》中的赵大叔饲养农业社的牲口非常尽心，为了拔高笔下人物的思想境界，在小说结束时，马烽让赵大叔说：“我觉得建设社会主义，就好比盖一座大楼。咱们全国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人，都用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该三天做完的事，抓紧点，两天做完。大家齐了心使劲干，这座大楼就能早点完工……”一个解放后靠上扫盲班识字的农村老头，说出的却是党的领导干部的话语，显然令人难以信服。再比如《我的第一个上级》中的田副局长，从外表看，并不是那个时期小说中常见的神采奕奕的“正面人物”形象，相反，他因为身体不好，精神不佳，当街上人都穿单衣或者汗背心，他却下身还穿黑棉裤，棉裤脚是扎的，走路没劲，也不长眼。这种疲软、怪癖的形象呈现随着故事的展开，越来越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洪灾来临时，却仿佛换了一个人，调动、指挥果断有方，并在关键时刻带头跳入水中，保住了大堤。文中曾提到老田有严重关节炎，但是在岸上的正常人穿棉衣还冷得打战的情况下，他却能在寒冷的水里浸泡了几个小时，这个情节难免使小说人物形象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显示出马烽创作“出实”的一面。

　　在谈及创作《吕梁英雄传》的过程时，马烽也曾坦陈，在搜集、改编了报纸上的一些消息和通讯后，“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本书，也没有预先拟出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这许多生动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而且是登一段写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未来得及下功夫去思索研究，以致产生了许多漏洞和缺陷。比如：一些人物写的没血没肉；性格不突出；没有心理变化；故事发展不够自然；没过程；甚至有些前后矛盾的地方。”茅盾曾经指出，马烽、西戎的小说“力求简易通俗”、而忽略了“未能恰如其分的刻画人物的音声笑貌”，缺乏细腻的审美追求，对每一场面的氛围描写亦嫌不够。这便造成了马烽小说的两个特点：第一，景物描写过于简略，偶尔显露也是为了交代背景。第二，情节过于突进，有堆砌之嫌。为了突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烽将小说的重点放在人物性格的磨练和思想觉悟的进步上，对于促成进步的原因却一笔带过。《结婚》中春生和小青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的“爱”与“恋”很难让人感受到应有的缠绵或者是热情，以至于少了爱情的味道，用几句话便交代过去了：“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见过谁，去年春节，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识就恋爱上了，两个人经常书来信往，很快就成功了”。这种不愿在“恋爱”上多费笔墨的写法，使得作品将年轻人理想化。两个年轻人为了改进生产将婚期一推再推，对于结婚目标的惊人一致，情绪上的波澜不惊，过于的拘泥于“现实”，暴露出明显的“配合政策”的痕迹。重事轻人也使人物缺乏立体感，诸如缺少爱情细节描写，夸大人物性格，与其说是避重就轻，不如说是作者过于追求那种求实的审美趣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