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美学中的儒道关系新论

　　与抗战期间倡导儒家精神一脉相承， 1947 年朱光潜发表著名论文《陶渊明》。该文于1948 年编入《诗论》最后一章， 作为1943 年抗战版《诗论》的重要补充， 我们相信： 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和1943 年抗战版􀀁诗论􀀁是完全一致的。

　　朱光潜说， 陶渊明远离官场， 甘于“淡泊”，归隐田园， 只到田夫野老那里寻找“温慰” ; 朱光潜说， 陶渊明只凭兴趣读书， “好读书”却又“不求甚解”； 朱光潜说， 陶渊明把自己的生命样态幻化成优美的诗， 他的诗最大特点是“冲淡”，“亦平亦绮， 亦质亦丽”， 达到了某种“化境”。

　　即使根据以上朱光潜对陶渊明的描述我们也不难看出， 陶渊明更接近飘逸的道家， 与儒家向去较远。我们知道， 儒生是求官的， 是极具“助人君”、“出教化”的抱负的。虽然陶渊明出身晋朝世家，但他不屑于在后朝的刘宋政权里为官， 并不能用忠臣“耻事二姓”、表现儒生式气节的说法来解释。

　　陶渊明没那么简单， 他一生中当过好几次官， 实在不堪官场的污浊， 最后才归隐田园的， 在远离朝廷的田园倒活出了自在逍遥的人生， 因此他是“真的隐”， 这显然是庄子逍遥游式的生命样式， 道家本来就是主张人性自由舒卷的。

　　梁启超也说： “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 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 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不隆。”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 未免把他看小了。陈寅恪说， 陶渊明是“外儒而内道”， 虽然他得出这一结论的论证过程并不圆满，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陶渊明的人格最终落在了“道”而不是“儒”。

　　但是在《陶渊明》一文， 朱光潜却一再说陶渊明具有儒家情怀， 在不违背史实的前提下尽量使笔下的陶渊明儒家化。在朱光潜看来， 陶渊明儒、释、道精神兼而有之， 但主要是儒， 他说： “在这整个心灵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成分， 也可以发现道家的成分” , “他的诗充满禅机”

　　, “假如说他有意要做某一家， 我相信他的儒家的倾向比较大。”

　　朱光潜举例说， 陶渊明“常提到的却大半是儒家的典籍”，还“特别称赞孔子删诗书， 嗟叹狂秦焚诗书”。不仅陶诗里有儒家的“浩然之气”， 而且“渊明在诗中表现最多的是对于子女的慈爱”。我们知道， 儒家的“礼”在宗法制度的伦理框架内被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 这就把“礼”从外在的僵硬的强制性规范转化为一种“人情日用之常”， 并进而成为一种自觉又自然的心理欲求。朱光潜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陶渊明的“儒家的倾向”的。

　　朱光潜还说： “陶渊明非常率真， 也非常近人情。他并非不重视廉洁操守， 可是不象一般隐者矫情立异、沾沾自喜那样讲廉洁与操守。他只求行吾心之所安， 适可而止， 不过激， 也不声张。他很有儒家的精神。”这不正是说陶渊明“中庸”么？

　　可见， 朱光潜总是从儒家的角度来理解陶渊明的。

　　朱光潜竭力把陶渊明抹上儒家色彩不是偶然的， 实际上， 陶渊明正是朱光潜情感思致的寄托，朱光潜有意把陶渊明作为了人生理想的坐标， 于是， 朱光潜笔下的陶渊明和朱光潜的精神世界之间就有了一种彼此能够互相印证的呼应。朱光潜说： “陶渊明寄怀桃花园. 那样一种淳朴的乌托邦”，同样的， 陶渊明也是朱光潜的审美人格的乌托邦，这个作为价值理想的乌托邦一直深深吸引着朱光潜。

　　(曹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