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的早期“革命”叙事

　　叶圣陶生于1894年，辛亥革命时17岁，当“苏州光复”时，叶圣陶和同学们一起游行，看到街上挂着层层白旗，迎风飞舞，都督府更高悬一面“兴汉安民”的旗帜。少年叶圣陶看到这种景象非常激动，在日记中写道：“上头不再有皇帝，谁都是中国的主人。”后面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思想后来成为叶圣陶思考政治问题的一个基点。游行归来，叶圣陶兴奋地剪去了清朝的象征、汉人的耻辱——辫子。在日记中，他这样描述：“‘磕榻’一声，豚尾之嘲已解。”把辫子称为猪尾巴，还说“我生自今日始也”。可见兴奋之情。据商金林考据，少年叶圣陶还于1911年11月21日在《大汉报》上发表了一首古风《大汉天声·祝辞》，欢呼苏州光复，宣扬“其余当从根本谋，改革尤须改革心”。17岁的叶圣陶确实不同凡响，具有罕见的不流于表面、深入思考的能力。“心犹旧习新何有，革之惟有痛规箴，规箴以口亦以笔， 口不及笔有远音。”“人心种种恶魔障，直欲举投大壑沈。时持正论察现势，示人指归激人忱。”这是要从思想道德的根本上改变旧习，目的是“起我同胞扬轩辕，保护我自由，张大我汉魂，世界末日君尚存。”从这里又看到叶圣陶对革命的思考的又一个关键词“自由”。

　　革命以后自然继续是狂欢，叶圣陶参与了这一革命的狂欢。苏州光复后，叶圣陶加入了苏州学军界组织的“学团”，荷枪实弹在街上巡逻。他与同侪密切关注形势的变化，发表热烈的讨论并在日记里进行详细的记录。1912年1月15日，他兴高采烈地参加盛大的全城提灯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叶圣陶发现，最初的兴奋似乎有点落空了。他在《苏州“光复”》中写道：“它来的这么不声不响，真是出乎全城市民的意料之外。倒马桶的农人依然做他们的倾注涤荡的工作，小茶馆里依然坐着一面洗脸一面打呵欠的茶客。只有站岗巡警的衣袖上多了一条白布。”“青年学生爽然若失了，革命绝对不能满足他们的浪漫的好奇心。”从这些略带调侃的语调看来，这篇作于1933年的文章已经不是少年情怀了。在文章的最后，他引《诗经·七月》加以讽刺。这是后来的回忆，加以理性的自我解剖，在当时，大概是少年意气中的发现“人杰浑如鸾凤少，妖魔偏似鲫鱼繁”(《赠颉刚兼呈臻郊》)吧。有意思的是，这个发现居然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一再出现。

　　在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叶圣陶一度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正如顾颉刚对叶圣陶所言，他发现“世界诚一虚伪之世界也”。而革命产生的北洋政府，则是一个新的专制杀人政府。二次革命的惨烈失败，给叶圣陶更大的打击。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鄂渚风云，义者载道，民欢其心，世惊其业，似不识有几许莫状之事业辉映其后。顾光阴长迈，日月迅流，经斯以后，及今两周岁矣。天地依然，市乡无改，乃知向之所念，实由思维未审，欣奋之心胜耳。晨间入市，然复有高悬五色之徽，或大书其惊喜之心，故为此陈设，不则或逢场作戏之意而已。”灰心丧气，惨淡绝望，溢于言表。

　　叶圣陶收起浪漫的情怀，过起了现实的生活。当了平凡的小学教师和编辑，结了婚，生了子。他学起了佛学，但最终以一个文人的面目出现——他及时跟上文学潮流，很顺利地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功。革命，似乎成为了一个过去时。不过，对革命的信仰还在，热情还蛰伏着，思考也没有中断。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就有可能重新投身革命。

　　1925年“五卅”事件的枪声，激发了已经脱离革命的叶圣陶的政治热情。他第二天晚上写了《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这一名篇，风格粗犷，明显不同于其他作品：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

　　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紧接着，叶圣陶参与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并在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左派立场的叶圣陶加入国民党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发起领导了国内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而国民党则领导了针对北洋政府的武装斗争。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以武力打倒北洋军阀。北伐初期，国民革命军在南方接连取得胜利。1927年4月26日发生宁汉分裂，北伐一度中断。国民党分裂成左派的武汉及右派的南京两个国民政府。至7月，宁汉复合；蒋介石于8月辞去总司令职。1928年1月，蒋介石复出。至6月，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外时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国军亦进至北京。1928年12月，张学良在关外易帜，北伐宣布成功。

　　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是，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革命失败。

　　大革命失败，立刻就有一批文艺作品对之作出反应。茅盾的《幻灭》与叶圣陶的《倪焕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叶圣陶在1927年10月发表的《夜》，写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对青年被屠杀，留下祖孙相依为命的惨象。又有《某城纪事》，则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写封建势力的残渣余孽混进了国民党，与国民党狼狈为奸，绞杀革命。还有《赤着的脚》《冥世别》《李太太的头发》和长诗《忆》等，其中《李太太的头发》，写一个女校长本来反对女生剪发，但革命一来，就开始犹豫要不要剪自己的头发。最后终于剪了，没想到倒接到了教育局的免职通知。这些都体现了叶圣陶关注生活细节，深入人物内心的一贯写作风格。这些都为《倪焕之》的革命叙事做了准备。

　　《倪焕之》“酝酿于1927年秋冬之季，1928年初动笔，是年11月15日完稿。”(商金林《叶圣陶传论》)这是叶圣陶一部长篇代表作，也是一部取材于叶圣陶自我生活，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叶圣陶到此为止的一个总结性的作品。作品以倪焕之为主人公，从倪焕之四五岁读书时写起，一直到大革命失败，从时间和生活内容都基本和叶圣陶本人的生活相吻合，是对叶圣陶心路历程的完整反映。

　　小说是这么描写对辛亥革命的最初印象的：“起事的是民军，是反抗清政府的，占据的地方又是全国的枢纽，取给，运输，色色都便利：这使昏昏然的民众从迷梦中惊醒，张开眼来看一看自身所处的地位，而知的确是在泥潭里，火坑里；同时怀着感动惊讶的心情望长江上游那班新出场的角色，相信他们演出来一定是一出伟大的戏剧，虽然还只看见个序幕。各处城市依然是平时的样子，晨光唤起它们的响动，夜色送它们归于沉寂；但是有与平时不同的，里边已经包藏着无数被激动的心，不安，忧惧，希望，欣幸——一致相信大变动正在大踏步而来。”这十分传神准确地描写出中国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微妙心理。然而，激动过后，就是：“但是他随即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了白旗，光复了。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他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像无数小蛇，只是要往外钻；又仿佛觉得如果钻出来时，一定能够作出许多与以前不同的来——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为非常简单，直捷——然而哪里来机会呢！”

　　机会会有的，不过是十多年以后了。在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之后，1924年，国共合作，1925年，“五卅”运动，1927年，革命军收复上海。

　　“五卅”运动，叶圣陶的描写十分生动。“忽然‘叮呤呤’的铃声在马路中间乱响，四五辆脚踏车从西朝东冲破了急雨，飞驰而去。小纸片从驾车者手里分散开来，成百成百地和着雨丝飞舞，成百成百地沾湿了落在地上。这是命令，是集合的命令，是发动的命令！攒聚在行人道上的一簇一簇的人立刻活动起来；从横街里小里涌出来的学生和工人立刻分布在马路各处；‘援助工人’，‘援助被捕学生’，‘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等的标语小传单开始散发，并且贴在两旁商店的大玻璃上；每一个街角，每一家大店铺前，都有人在那里开始演讲，立刻有一群市民攒聚着听；口号的呼声，这里起，那里应，把隆隆的电车声压低了，像沉在深谷的底里。”

　　对于北伐军收复上海，《倪焕之》是这么描写的：“‘中国万岁啊！革命万岁啊！’正像钱塘江的潮头一经冲到，顿时成为无一处不跃动无一处不激荡的天地；沉静和平安从此退让，得不到人家一些儿怜惜或眷恋。涨满这条马路的空间的，是拍掌和欢呼的声音。”

　　从以上可以看出，叶圣陶藏在心底的革命热情再一次激发出来，喷薄而出了。然而，现实再一次嘲弄了他。

　　小说中人物王乐山说：“我知道人总是人，这一批人搞不好，换一批人会突然好起来，那是忘掉了历史的妄想。存这种妄想的人有他应得的报酬，就是失望的苦闷。”而倪焕之也早有洞察：“那种图谋钻营、纯为个己的情形，常使我忽然呆住，发生疑念，这是不是在现在的时代？”

　　在上海不远的小镇发生的事仿佛是为了印证以上言论。大革命本来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要建立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新社会，没想到真正的土豪劣绅蒋老虎耍弄权术，反而把作为开明绅士的小学校长蒋冰如打成土豪。蒋老虎轻而易举地混入革命，并窃取了权力。于是小镇上的人们便看到革命游行队伍中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蒋老虎：“开出门来，谁都一呆，心里默念‘啊！这，蒋老虎！’……怎么蒋老虎也在里头？看他挺胸凸肚，一手执着司的克，这边一挥，那边一指，一副不可一世的气概，他还是一伙里的头脑呢！再看这一伙人，穿长衣服，学生模样的，穿短衣服，工人或‘白相人’模样的，有的指得出他们的名字，有的好生面熟，就是不太面熟的，也断得定是本镇人；他们这样历乱地走过，时时把嘴张得像鳜鱼的一样，高声呼喊，得意扬扬的脸上，都流露凶悍之气，很像一群半狂人的行列。咦！还有警察。”谎言还变成真理，人们还对指认蒋冰如为土豪劣绅漠不关心，信以为真。

　　而上海又怎么样呢？是公然的背叛，残忍的屠杀。“仿佛漫天张挂着一幅无形的宣告书，上面写着：‘人是比兽类更为兽性的东西！一切的美名佳号都是骗骗你们傻子的！你们要推进历史的轮子么？——多荒唐的梦想！残暴，愚妄，卑鄙，妥协，这些才是世间真正的主宰！’……既然是一伙儿，怎么会分成两批，一批举着枪，架着炮，如临大敌，一批却挺着身躯，作他们同伙的枪靶？他忘不了横七竖八躺在街上、后来甚至于用大车装运的那些尸首，其中几个溢出脑浆，露出肚肠的，尤其离不开眼前，看到什么地方，总见那几个可怕又可怜的形象好似画幅里的主要题材，而什么地方就是用来衬托的背景。”王乐山被残忍地杀害，密斯殷遭受更严重的侮辱。没有公理，没有正义，甚至于没有主义，只有私仇：“此外他又看到间隙与私仇正像燎原的火，这里那里都在蔓延开来，谁碰到它就是死亡。”倪焕之最后在极度失望中死去。

　　这就是叶圣陶的早期革命叙事。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叶圣陶对革命的描述和思考，是因为其具有的代表性。虽然叶圣陶的思考相对更细致、更深入、更冷静，但和其他的思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个革命叙事我们可以合乎逻辑的推理出，理想社会之所以没有如期到来，那是因为革命失败。革命失败那是因为反革命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所以我们要打倒反革命。而要打倒反革命就要继续革命，继续革命的脚步永不停止。革命，成了灵丹妙药，成了主宰一切的权威。

　　但是叶圣陶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对革命本身却没有什么反思。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革命为什么总是被人篡夺领导权？不篡夺又怎么样呢？

　　叶圣陶向往老百姓的世纪，在他的眼中，老百姓的世纪“将实现法国革命时候的三大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与罗斯福先生提出的四大自由‘发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胜利日随笔》)他还强调要有发表的自由(《发表的自由》《我们永不要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然而革命得到的只是杀戮，和杀戮之后的极权统治，思想专制。

　　哈耶克认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其行动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所以必然无知，或者称之为理性不及。所以，把“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寄托于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是必然要失望的。按孟德斯鸠的说法，滥用权力是权力的本质属性。任何团体和个人掌握权力之后都必然把自身利益摆在第一位，从而形成宽泛意义上的专制。

　　波普尔对革命有深刻的反思。20世纪有一个乌托邦运动的高潮。乌托邦的建构者自以为发现并拥有真理，他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并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借助一切手段来实现这种人间天堂。波普尔批判乌托邦工程，在他看来，这虽然是美好愿望的产物，但它只能带来灾难和不幸。目标只能是相对的，而最终目标的内容也无法是具体的，而只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语。例如平等、自由、开放，就是最终目标通常打着的幌子。因此波普尔主张渐进式的社会工程。他主张温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我的理解是，暴力的革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可实际的工作还得一步一步来做。

　　叶圣陶对革命的矢志不渝，对革命的信仰，对于继续革命的热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都很有代表性。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对革命本身的反思，很少有超越现实的理论思考，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普遍的弱点。

　　掩卷深思，余味深长。

　　(邓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