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印象记

　　姚雪垠谢世已有多年了，然而我却无法忘却他。因长期为学生讲授现代文学，通过对他作品的阅读，实与他神交久焉。因而一直有想见姚雪垠的愿望。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蜚声中外的大作家，而且我与他早有了几年的文字之交。

　　约在81年，我读到他写于47年的长篇小说《长夜》。小说是写旧中国土匪的，然而作家却出人意外地写出土匪人性的一面，对其中几个土匪寄予那么多同情，读来荡气回肠。当然作家并没有否认他们烧杀奸是对社会的极大破坏，但小说中的几个“好土匪”比之当时影视屏幕上正火暴的土匪片，如《湘西剿匪记》，在情节生动与意蕴深广上不知高明多少倍。于是我和张尔和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将它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意愿，信中还附去我刚刚发表的《论〈长夜〉》一文，很快就受到他首肯的回信。由于这段因缘，于84、88、91年间我三次去他北京木樨地寓所拜访，对他的印象也愈来愈清晰：他的一生既富于传奇色彩，又那么平平常常。

　　1924年暑假，姚雪垠和同在河南信阳读中学的二哥为早日返回邓县家中，决定不走官道而超近路走上乡间小道，不料在驻马店附近的乡下，他和二哥被土匪绑票，土匪要他俩家长以重金和枪支赎回。年仅15岁的姚雪垠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与土匪周旋，他的聪明机智得到土匪头子的赏识，将他收为义子。

　　88年4月24日，当我第二次拜访他时，在和他谈话时述及往事并以玩笑的口吻道：“姚老。在你个人历史从此就有了一个土匪的干老子了。”

　　“是的，这是事实。”他并不回避。

　　姚老说，从他被绑票直到恢复人身自由，正好是一百天。正是这奇特的生活经历，作家才创作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葩《长夜》。在座的西影导演郑大年为将它搬上影幕，曾实地去小说发生地南阳地区进行考查。

　　他对姚老说：“你在《长夜》中所写的土匪活动都是真实的，我访问了一些老人，虽七、八十岁了，但都还记得李水沫、赵狮子、薛正礼、刘老义的模样，他们所作所为事都能如数家珍地一一说出来。”

　　姚老说：“这几个土匪我是极熟悉的，尤其是赵狮子，从表面上看心狠手辣，他亲手杀了两个舅舅，实事出有因。他父亲去世早，是寡母靠讨饭将他拉扯大的，可是丧心病狂的舅舅却将他母亲卖到妓院，母亲含愤自尽，能怪他对舅舅冷酷无情吗？”

　　他继续说：“土匪成分很复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仅为了自保，就像我的义父薛正礼，更多的还是迫于生计，无非是混口饭吃，小说中的王成山就是这样的人。”

　　我问道：“像这样把土匪作为主人公并给予满腔同情的作品，在‘文革’中能否出版？”

　　姚老笑道：“那是不可能的，当时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作品的主人公不是所谓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倾向性也就有了问题，何况我对土匪的描写是愁肠百结，生气灌注。”

　　他告诉我，《长夜》被译成法文后引起了哄动，他本人也应邀去了法国，由密特朗总统亲自为他颁发了马赛荣誉勋章。

　　他幽默地说道：“我如果没有这个土匪老子，《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姚雪垠’条中也就没有这样的话了，‘以像《长夜》这样写实主义笔法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

　　茅盾曾说过鲁迅是“老孩子”。意思是说人虽老了，却有一颗童心。

　　我第一次见到姚雪垠时，他已是70岁高龄了，满头银发，行动缓慢，可是他见我劈面的一句话便是：“你怎么这样老！”

　　一听之下不觉一愣，40岁出头的我不正是中年吗？说我老的人居然是比我年长30多岁的老人。其实姚老也并非信口雌黄，那几年恰恰是我心力交瘁之际，不佳的心境自然容颜易老，于是我比同辈人脸上也就有了更多的千沟万壑。

　　此时的一副尴尬相被姚师母看到，她立即对姚老嗔道：“你这个老头子，生在福中不知福，茶到伸手，饭到张口。如今的中年人有多累你知道吗？”

　　我忙说：“这不怪姚老，我天生老相。”

　　姚师母随即历数姚老说话没遮拦的逸事。

　　最具代表的莫过于他和老诗人臧克家的纠缠了。“文革”中姚老和臧克家同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除三天两头挨斗，还得干—份活，他俩都成了泥瓦匠的下手。对这些大文人来说是苦不堪言，可是臧克家回到北京后却在报上连连发表旧体诗抒发所谓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对此姚老很不满意，认为臧克家的溢美之词是言不由衷，说的全是假话，著文予以揭露，而臧克家也反唇以讥。

　　可是这两个老兄弟却不因此翻脸，而愈闹愈亲，用姚师母的话说：“两个老头，只要几天不通电话不见面就恍然若失，然而一见面又故态萌生。”

　　当然更像一个孩子的，还是姚老生活上的“无能”，衣食住行处处得依靠姚师母，除了成天进行刻板写作外，他从不管家中油盐酱醋茶。不过他也自知之明，他是离不开姚师母的，对她的感激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无独有偶，记得老诗人艾青公开赞美夫人高瑛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就说过高瑛照顾我就如同“饲养牲口一样”，姚老的心态也同样如此，但却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大孩子的温顺，虽然姚师母常在客人面前揭“短”，他从不生气，只是呵呵一笑，活像个弥勒佛。

　　《李自成》为五卷本，是长达300多万言的巨著。其一、二卷出版时，发行量高达100多万部，当时的中央台和许多地方台都作了连续广播，部分章节被改编成电视剧。姚雪垠的大名也由此飞翔在中国大地。

　　这是一部悲剧性史诗，它创造了崇祯、李自成、张献忠、洪承畴等一系列性格复杂的典型形象。从地域上说，它从西北高原、首都北京直到关外城池；再从场面讲，它从战地厮杀、密室定计到相府风光、京城灯市。

　　姚老对我说，在写作中随着深入角色，他常边写边哭，此时实分不清是自己在哭还是为作品中人物哭泣。

　　这部辉煌之作的价值，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无可替代的，然而在88年时却受到了置疑，有人认为李白成形象是根据“三突出”塑造出来的，这完全不符合《李自成》的创作实际。

　　姚老说，李白成是贯穿五卷中的人物，持上述论者只看到前两卷，在这两卷中写 出了李白成的成功，突出了他的长处，而后三卷则写出他走向了失败，突出了致命弱点：帝王思想，骄横专制与听信谗言。他那排斥知识分子的小农思想决定了我们对李白成之类农民领袖不能盲目歌颂，即使他成功了，也只是为中国历史增添了一位皇帝。难怪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教授在《中国哲学史》第7卷中掷地有声的话语就是认为曾国藩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

　　姚老还说，《李白成》第一卷完成于1953年，第二卷也于66 年前完成，而“三突出”却是江青一伙于1967年炮制出来的，怎么前者会受到后者的影响，这不是痴人说梦？

　　在这之后确有人劝他按“三突出”写以下几卷，此人便是茅盾，也许他迫于江青的压力而口是心非，可姚老顶住了。

　　《李白成》给他带来了极大荣誉，但熟知他的人都知道姚雪垠解放后的道路是历经坎坷的，其缘由是57年前后他发表了《创作杂谈》等四篇文章而被“钦定”为“右派”，从此有了戴罪之身。

　　历史似乎拿姚雪垠开了个玩笑，同一个人，因写了《李白成》而时来运转、青云直上：从摘帽“右派”到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逃过了“文革”一劫，也是因为“钦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长江驻跸武汉时，曾有谕旨给当时省委书记王任重，‘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 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

　　从姚雪垠和我谈话中，他确不时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然而他心里是雪亮的。

　　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要保护他，用他的话说，原因“不是我，是李自成，是《李白成》这部书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历史小说，除了《李白成》之外，还有什么？主席从这方面考虑问题，我个人算得了什么？”

　　笔者也问过他，为什么毛泽东在“文革”中对他特别垂青？

　　他莞尔道：“不是我，是李自成。”

　　姚雪垠得以创造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李白成》绝非偶然。是他史学准备、生活积累、理论素养、艺术经验各方面集大成的产物。仅就史学准备而言，他是当代最杰出的明史大家。

　　明末是中国历史上处于最动荡的年代，在当时不仅农民起义席卷全国，明王朝还直接受到北方女真族的打击。自崇祯吊死煤山后，在南方就先后建立了在南京的福王政权，绍兴的鲁王政权，肇庆的桂王政权，史称“南明”。

　　对这一阶段历史变迁与掌故，姚老极为熟悉。

　　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关于李自成之死。有人说他没有死，做了和尚，也有人说他兵败后被乡勇所杀。经过姚老证之以史料并经实地调查，确认了他死于1645年阴历5月2日，地点就是今天湖北通山县境内九宫山，虽然第一种说法更令武侠小说家遐想。如金庸、梁羽生的《碧血剑》、《鹿鼎记》、《七剑下天山》、《云海玉弓缘》等就持此说法。

　　另一是关于崇祯皇帝为洪承畴写祭文事。洪被俘后本不愿降，终因中了美人计而降清，但传至崇祯处的消息却是不屈而亡，他极为悲痛，辍朝三日，赐十六坛，亲自撰文主祭，可是祭文已无从查找。姚雪垠请教了著名明史专家谢国桢教授，他也不得而知，于是小说中祟祯祭文就由姚老代写了，生花妙笔，天衣无缝。姚老是当今当之无愧的明史大家，是典型的学者化的大作家。(翟大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