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丁西林剧作的唯美倾向

　　许多研究者认为， 丁西林的剧作具有十分醒目的唯美色彩。处女作《一只马蜂》问世不久， 就被视为“皆极美化之能事”，“予我们以滑稽的美感”。待早期六部剧作出齐， 便被看出“作者的俏皮语句和两性关系的哲学， 很有点象王尔德的唯美派”。其它评论不论说他“从来未想表现过什么沉重的思想”，是“趣味的创造者”，还是说他“有着一种典雅的绅士风度”，是“调镜风流而且极其幽默的一个名士”，实际上都隐含养一个共同的指向——唯美。

　　其实， 丁西林并非直接吸吮过王尔德的乳汁。不但他的译作中没有王尔德的篇什， 而且他一生几乎没有提到过这位唯美主义大师。哺育丁西林戏剧创作的真正乳母是英国的近代喜剧。英国近代喜剧的概念， 并无严格的界定。其主流是以机智俏皮的形式， 写荒谬可笑的世态， 故又有“机智喜剧”或“世态喜剧”之称。在丁西林所跑马的大量近代喜剧中， 既有唯美主义的旋律，又有现实主义的节奏， 也不乏表现主义的共鸣。所以， 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对丁西林的影响是一种“隔代遗传”。作为物理学家的丁西林涉足文学本就是抱着一种票友态度， 他的成功在于并不想宣传什么主义。况且当初对戏剧的博览， 咏是“ 为了提高英语阅读和会话的水平”。那么可以想见， 英国近代喜剧之所以大合丁西林的胃口， 与其揭露上流社会虚伪腐败的人情世态关系不大， 而是那曲折多变的情节、聪明机智的语言， 使丁西林一见倾心。双向的错爱导致了丁西林剧作中“玩文学” 的唯美倾向。新文学发韧伊始就衍生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大星云。许多论者胶柱鼓瑟， 仅仅根据招牌去图解作家， 常不免画虎类犬。即如对丁西林的研究， 只因其剧中有所谓“社会问题”， 或因其身属某一流派， 便多从“为人生”的角度着墨， 致成隔靴搔痒。其实标榜“为艺术”的未必是真， 往往为的还是人生。如创造社。而标榜为人生”的却往往在艺术上苦心孤诣。如文研会、语丝社、新月派以及与之脉络相承的现代评论派、京派。丁西林作为现代评论派文学创作上的压阵大将， 与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京派教授”共同标举着“冲和淡雅” 的美学风范。他们重“心灵抒发”，“不尚攻汗”， 与新月派的“健康与尊严”灵犀相通。这种相对推崇“纯文学”的立场， 决非一个简单的唯美主义运动所能孕育， 而是源自英国文学根深叶茂的温文典雅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这一传统的直接哺育和“隔代遗传”下， 丁西林由于自己独特的身份、阅历， 对其“为人生” 一面所取有限， 而对其“为艺术”一面则孜孜索求， 从而形成了他的独特的中国式的唯美格调。丁西林的唯美倾向具体到其戏剧文本， 一方面与西方唯美主义作品的格调有相同之处， 主要表现在形式上， 如人物类型、对话风格、情节安排、结构模式。另一方面则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内容上， 如故事母题、审美趣味、价值取向、地方色彩等。对比英国近代喜剧可以看出， 丁西林主要是在艺术形式上得其机巧的神髓。这里， 不妨简略浏览一下丁的几部译作。

　　早年译作《买圣诞礼物》， 除了精致的结构之外， 作者施尼茨勒重在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展现资产阶级男女的审慎和矫饰。可是中国的戏剧家似乎无视这一点， 倒是在小说领域， 施蛰存对此进行了有效的借鉴和移植。丁西林剧作的审美趣味， 首先是非功利主义的理想化。借助结构上的“欺骗模式”，他所有剧本的结局都相当“圆满”骗局未被揭穿， 亲合顺利完成， 矛盾调和， 相安无事。仿佛一项成功的物理实验—在受控过程中达到目的， 证明假设。考虑到丁西林的物理学家身份和他的时代所决定的物理观念， 应该注意到当代自然科学中这样一种共识：不但“物理学所研究的实在也是一种精神结构”， 而且“在一个理想的测量过程中， 一个系统可以被准备得使某一给定测量的结果可以预言。”也就是说， 物理学家所面对的，都是删除了随机因素的特例， 都是逼近极限值的理想。所谓成功的物理实验， 本来就是不考虑现实条件的“唯美”之作。结构以外， 丁西林的人物的生活样式是高度理想化的。他的生人公都是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与平常中国人不一主， 他们是一种理想世界中的人”。《一只马蜂》中“吉先生的人生观， 便是建筑在他唯美的思想上”，高唱“一个人最宝贵的是美神经”。《亲爱的丈夫》从剧名上让人联想到王尔德《一个理想的丈夫》， 不过丁西林比王尔德走得更远， 他剧中的任先生得知太太是男扮女装之后， 仍要睡在假太太的怀里， 享受“一个纯粹的女人， 一个理想的女人”的温馨。《酒后》中的妻公然要求在丈夫面前一吻她“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种男子”，《压迫》中的女客公然提出“让我来做你的太太”以解决租房问题， 《瞎了一只眼》和《北京的空气》的主角为了维护自己观念上的形象而不惜损害自己现实中的形象。第二阶段的剧作《三块钱国币》和《等太太回来的时候》，主人公都是用想当然的方式去处理棘手的实际问题， 结果只是“出气主义”而己。至若《妙峰山》， 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国。1949年以后的剧作更是理想化到难以演出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