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信仰对何其芳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信仰，是每个人不可缺失的一种精神依托。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人们的信仰可以是多样的，分属于不同领域的。其中，政治信仰是对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最具威慑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政治信仰，简单地说就是相信崇拜某一种政治观点，某一种主义，某一种思想；是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的信仰。

　　政治信仰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对作为国家和社会中的个体的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本文将重点论述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信仰对何其芳的影响。

　　一、何其芳的创作与政治的介入

　　何其芳(1912—1977)，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文学理论家。对何其芳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他的现代格律诗理论和以他为代表的“何其芳现象”。其中，“何其芳现象”凸显出政治与文学的纠结，诠释了当时的政治信仰与部分文人创作风格转变之间的必然联系。何其芳的创作以 1938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何其芳是个不关心政治的唯美主义诗人，幼年时期私塾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暗淡，造就了一个孤独者凄美的吟唱。他早期的诗歌集《预言》和散文集《画梦录》柔美而凄婉，充满着作者青年时的落寞与苦闷，尽管被批评有些“小资”情调，但其艺术价值不容忽视。青年时期的苦闷和彷徨正是何其芳寻求一种信仰的一个诱因。随着作者更多地接触社会，他看到了阶级压迫和不平等现象，这使他逐渐摆脱了封建的桎梏，走出了“自我”的小圈子。他在诗中埋葬了“旧我”：“不再歌唱爱情/像夏天的蝉歌唱太阳。……/在长长的送葬的行列间/我埋葬我自己”(《送葬》)。1938年，何其芳到了延安，解放区的粗犷和热情深深感染了他，加之更多地接触工农兵和广大人民群众，他是如此渴望融入到这个大集体中，孤独者终于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如果说后期的《夜歌》还有作者“新我”和“旧我”搏斗的痕迹的话，那么，在毛泽东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何其芳坚定的政治信仰则昭示着“新我”的胜利。何其芳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红色激流中，创作风格彻底转变。

　　1937 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在整个民族的危难之际，中国人民最普遍的政治信仰必须是：抗击日寇，捍卫国土，个人的政治信仰与社会政治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延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吸引了无数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何其芳等文艺工作者。1938年，何其芳由国统区来到了革命区——延安，新的天地令诗人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地转变。他对以往作品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了自我批评，对自己前期的创作予以否定，认为前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也不过是一个政治上落后的青年的一些幼稚的欢欣、幼稚的苦闷，即是说也不过是多少还可以从它们感到一点微弱的生命的脉搏的跳动而已。”

　　何其芳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战斗中，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强烈的政治信仰占据思想的最高位置，“小我”渐渐被“大我”所取代，何其芳从一个“自由人”转化为“政治人”。毛主席的指示和延安的革命精神成为他坚守的最高政治信仰。那个苦闷哀怨的青年在革命浪潮袭来之际，找到了自己正确的政治信仰，政治顺利介入到他的创作中。

　　二、政治与文学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政治与文学一直是两个纠缠不清的话题。文学疏离政治的讲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政治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文学创作，特别是个人的政治信仰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品风格。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的文艺工作者涌入延安，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他们当时的政治信仰，在这种政治信仰的统摄下，作家的创作心理也发生了变化，导致部分作家创作风格大变。现在部分学者认为，进入解放区的作家思想上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作品质量却有所下降。学界称这种“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现象为“何其芳现象”。因为，何其芳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让我们来比较其前后两个时期创作的两首诗：

　　……/你梦过绿藤缘进你窗里，/金色的小花坠落到你发上。/你为檐雨说出的故事感动，/你爱寂寞，寂寞的星光。//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美丽的夭亡。

　　这是何其芳前期诗集《预言》中《花环》一诗中的两段，全诗笔调哀婉，笼罩着如烟的轻愁，透露出对生命情调的沉思。何其芳前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的基调用他《柏林》诗中的两句来概括最恰当不过了：“从此感到成人的寂寞，更喜欢梦中道路的迷离”。寂寞，逃避现实，用“花环”将自己圈在“自我”的小天地里。何其芳前期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几乎没有沾染政治气息。可一旦他走出了自己的小地地，清楚地认识到无所不在的政治后，他就不能不受到政治的影响。从何其芳 1941 年创作的《叫喊》一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信仰对他的影响和他思想观念的转变：

　　我要证明：/一个今天的艺术工作者/必须是一个在政治上/正确而且坚强的人。我还要证明：/我是一个忙碌的，/一天开几个会的，/热心的事务工作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一个忧郁的青年此刻充满了斗志，但是，这些近乎于口号一样的诗句却很难打动人心。对照这两首诗，我们不难发现，何其芳彻底颠覆了以往诗歌创作的风格，叫人很难相信这两首诗是出自同一个人笔下。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何其芳更是大受其影响，怀着对伟人的极度崇拜，深刻地铭记着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作家只能做“工农兵的忠实的代言人”；牢记知识分子“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进行彻底地思想改造“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这些教诲，并在以后的文艺工作中一直坚守这些政治信条。革命价值观和共产主义信条成为“左右”他余下生活、工作与创作的政治信仰，也注定了他将在精神领域内不断地挣扎与受折磨。

　　“政治运动可以通过暴风骤雨的方式解决一些问题，人的精神基因和文化人格的发展和变异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政治和政策可以在短时间内改造一个人，但一个人的精神文化基因是很难被彻底删除的。”

　　在那个充满硝烟与战火的年代，革命是中国人民必须的选择，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独立的新中国，革命价值观在当时既符合逻辑，又理所当然。在那个年代，“革命”成了人们最高的政治信仰，为了这一政治信仰不惜牺牲一切。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秉着这一原则，不惜牺牲“旧我”，完全为了革命而创作。何其芳是与“旧我”决裂最决绝的一个。但“旧我”与“新我”之间的血脉联系是斩不断的，何其芳在转型期内心的痛苦与矛盾在他的诗歌中也有所流露。1942 年，何其芳在《解放日报》上分别发表了《叹息三章》和《诗三首》，从这两组诗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两个“自我”在矛盾着，纠缠着，如他在《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的日常生活》中写道：

　　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那狭小的生活，那带着尘土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在忙碌的生活，/走到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把我自已投在草地上，/我像回到了我最宽大的母亲的怀抱里，/……/但很快地我又记起我那日常的生活，/那狭小的生活，那满带着尘土的生活，/那发着喧嚣的声音的忙碌的生活，/我是那样爱它，/我一刻也不能离开它，/……

　　作者因为日常生活的疲惫与单调想要逃离，“走到辽远的没有人迹的地方”，回到母亲的怀抱；但又很快记起了日常生活，并且是“那样爱它”，“一刻也不能离开它”。对独语时期自由无拘的创作心态的怀恋与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信仰的屈服，从诗中可见一斑。但很快，何其芳对旧情的怀恋就被扼杀在萌芽中了。何其芳的这两组诗发表之后，立即受到批判，吴时韵、金灿然和贾芝等“不约而同地否定了作者在诗中所抒写的自我情怀，尤其是那种为何其芳所特别专长的在寂寞和犹豫中希冀奋起，在奋起中又不蜕尽旧的顾恋的复杂情怀”。原本就兴奋地加入革命的何其芳，虚心接受大家的规训，主动且彻底地摒弃了恋旧情结，并对诗中流露出的“小资”话语做了自我批评。政治和政策在短时间内改造了何其芳，扼杀了他的抒情个性和自由本性；但却不能将“精神文化基因”从他的思想中彻底剔除。虽然何其芳也是如此真诚自觉地接受了革命价值观，在创作实践中向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努力，但是巴蜀文化中对自由和独立人格的崇尚早已植根于他的思想中，渗透到他的骨血中。诗人在企图将政治信仰融入文学信仰的过程中遭遇了困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何其芳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这使他后期的诗歌理论也因为苦于没有实践的支撑而几乎成了空中楼阁。

　　三、政治信仰与文人

　　比较《预言》和《夜歌》，诗风的嬗变是明显的。我们不否认《夜歌》中也有艺术价值较高的佳作，但这样的作品在《夜歌》中是屈指可数的；相反，《预言》中的诗作大都精致柔美，笔触温婉，意向朦胧，在语言和内容上都给人以美感。《夜歌》再不是独抒个人情怀的时代了，其中的诗多朴实单纯，服务于工农兵，符合革命时代的要求。《夜歌》中的诗大部分都创作于 1942 年，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何其芳基本停止了诗歌创作。诗人为了新时代的政治信仰，一再压抑自己的艺术个性和文学信仰，最终导致其枯萎、败落。他也曾想以诗歌理论为突破口，再次建构作为“诗人”的何其芳，并从一个唯美主义文艺家转型为革命文艺理论批评家。但可惜的是，连诗人自己也因为找不到实践来支撑理论而感到苦闷和无力“：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

　　何其芳被困在政治信仰的牢笼中无法解脱，如果说“政治”是导致他创作风格变化的外因的话，那么“信仰”则是作为内因的诗人的自我意识形态，何其芳在外力的作用下自觉而真诚地跳入自己的牢笼。他的这种体制性人格或直接或间接地外化为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工作。

　　并不是说政治信仰只能给文人带来消极的影响，政治信仰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的同时，并不以扼杀人的个性为目的。何其芳认识到自己原来的小资情结，选择了革命主义价值观，选择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说明他当时在思想上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思想上进步不等于创作上也一定会进步，笔者觉得这就决定于文艺工作者自己对政治信仰与独具个性的文学信仰的驾驭。与何其芳同一时期奔赴延安的丁玲和王实味等就没有太多地受到政治信仰的羁绊，或者说更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丁玲去延安前后的创作风格虽然也有变化，但仍保留了“五四”启蒙时期建立的文学叙事传统，在《讲话》后依然创作出思想和艺术价值俱佳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保证小说艺术水平的前提下，也并不与“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信仰相冲突。

　　王实味刻意地与延安文学体制保持距离，创作基本不受政治和文学体制影响。1942 年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后，受到严肃批评，被开除党籍，最终在 1947 年被秘密处死。王实味的经历正说明了当时政治体制的强大，作家个性的不被重视和被扼杀。何其芳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渐渐磨平自己的棱角，成了毫无个性的政治家、革命理论家。何其芳是最彻底地屈服于政治信仰的一个。尽管他也因为“失语”而痛苦，但他清楚以前诗歌作品中的个人主义和小资情结是万不可再启用的了。喧闹的白日里，他是一个思想上彻底改造好了的政治家、革命理论家；静谧的夜里，他仍是一个残留着原初个性的孤独者。明知灵魂的扭曲，却还为这种扭曲而辩护、欢乐，这是怎样微妙的一种心理啊！他一直坚守的政治信仰迷住了他的双眼，使他无法跳出樊笼而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政治信仰的文学体制。政治信仰对于国家、民族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失的，但是对于崇尚个性，注重艺术价值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决不能为了政治信仰而抛弃了“自我”。

　　文学家的作品还是要以符合主流政治信仰为前提的，在这一大前提下，创作出具有个性特色，艺术价值较高的文学作品。何其芳的现象是令人遗憾的，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与快乐，成功与失败带给我们的将是莫大的教训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