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规范化”——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新诗的“规范化”——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徐志摩(1896-1931 年)是贯穿新月派前后期的重镇。他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与他那活泼好动、潇洒空灵的个性及不受羁绊的才华和谐地统一，形成了徐志摩诗特有的飞动飘逸的艺术风格。因此，有人说他的人与诗都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注：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216 页。)。请看《雪花的快乐》：雪花在半空中“翩翩的”“潇洒”，“娟娟的飞舞”，那“冷寂”、“凄清”、“惆怅”的情趣与这“快乐”的精灵全然无关。她有另一种追求，另一个“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直奔向“清幽的住处”，会见“花园”里的“她”，“盈盈的，沾住她”，“贴近她”，直到融入“她柔波似的心胸”——这里，雪花的精灵，诗人的精灵， “五四”时代的精灵，竟如此自然天成地消融为一体，没有丝毫雕琢的痕迹。诗里的“她”是诗人想象中的情人，这是一种升华了的神圣纯洁的理想的爱情，“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理想境界的人格化。这些都显示了徐志摩诗的特点：他执著地追寻“从性灵深处来的诗句”(注：徐志摩日记，转引自陈从周：《徐志摩年谱》上海：上海书店，1981 年重印本，70-71 页。)， 在诗里真诚地表现内心深处真实的情感与独特的个性，并外射于客观物象，追求主、客体内在神韵及外在形态之间的契合。而徐志摩总是在毫不经意之中，在灵感袭来的刹那间就抓住了其中的契合点，并且总有新鲜的发现，既在人民感觉、想象之外，又十分贴切、自然。徐志摩诗中经常出现令人惊叹的神来之笔，飞跃出除他之外，别人不能创造的、只能称作“徐志摩的意象”。例如那支“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的黄鹂(《黄鹂》)，那匹“冲进黑茫茫的荒野”的“拐腿的瞎马”(《为要寻一个明星》)，那“恼着我的梦魂”的落叶(《落叶小唱》)，那刚“显现”却又“不见了”的虹影(《消息》)，那“半夜深巷”的琵琶(《半夜深巷琵琶》)……。徐志摩正是用这些显示了活跃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新的意象，丰富了新诗的艺术世界。徐志摩对诗的外在形式的美也具有特殊的敏感。试看《雪花的快乐》的第一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在这一节里，一、二行每行三顿，每顿二至四字， 形成一种比较舒缓的节奏，并采用了“花”、“洒”这样开放而又柔和的韵脚，与“雪花”翩翩潇洒的神韵相适应；到第三行就开始换韵，采用了“向”、“扬”这样的更为响亮、上扬的韵脚；第四行又突然转换为跳跃式的节奏：“飞扬，飞扬，飞扬”， 与飞跃向上的内在精神与内心节奏相适应。徐志摩总是抓住每一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徐志摩总在不拘一格的不断试验与创造中追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以其美的艺术珍品提高着读者的审美力：徐志摩在新诗史上的独特贡献正在于此。

　　20年代中期又有“现代评论”派出现，多是欧美留学归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治倾向与鲁迅和部分“语丝派”成员相对立，这自然也影响到散文创作的思想取向。徐志摩就是“现代评论”派最重要的散文家之一。徐志摩是新月派的“诗圣”，天生一个情感型的人，易冲动，爱自由，加上深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很自然便成就了他那自由而华丽的散文文体。他的散文多属冥想型的小品，即使记述事物，也常抓住刹那的灵感，让感情之流自由地奔放。《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浓得化不开”》，都是他有名的篇章。徐志摩有才情，有灵感，具有快如闪电般的感兴，这确实增加了他散文的流动性。他表情达意，常常一语嫌不足，又添一语，淡描恐不尽，再用浓抹，自然造成繁复华丽的印象。读他的文字，如春华大地，万卉竞放，又如清泉汩汩，

　　一泻千里。如此自由华丽，也不失为一种美的风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