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时期的微妙合作——川岛、二周与《游仙窟》之校点

　　现代文艺史上的一些人物，比如邵洵美，比如川岛(章廷谦)，容易让人想到《论语》里的一句话，“博学而无所成名”。

　　即如川岛，在不同历史时期，就有种种不同的身份：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北大校长办公室秘书、《语丝》的共同创办者和主要作者之一、驰名一时的散文家、文学教授、“文革”受害者，等等。然而最终他最常被人称引、最为人熟悉的身份，却是鲁迅的小老乡和忘年交，留下多篇回忆鲁迅的文章。

　　《语丝》创办之际，川岛毕业留校未久，积极向北京《晨报副刊》等投稿，算是个文学青年。在《语丝》周刊同人中，川岛的参与度极高，作为一个“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他不但分担最早的印制费用，而且承担了校对、跑印刷、上街售卖等诸多环节的工作。在《语丝》北京时期，他总共发表了27 篇各类文字，可以说，正是《语丝》促进他迅速成长为有一定知名度的散文、杂文家。

　　鲁迅、周作人兄弟之于《语丝》的重要性和核心作用自不必言，《语丝》事实上也成为他们培养、引导青年作家的重要营地。拿川岛来说，他1919年转入北大哲学系后，很快就与同乡前辈二周兄弟熟识起来。而通过《语丝》这一纽带，他更是在兴趣、写作、学养、交游等方面，受到二周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二周兄弟对川岛散文、杂文创作影响很大，除此之外，他们的治学趣味和门径对川岛的影响也很大，甚至可以说其影响更深刻久远。《语丝》时期之后，川岛的文学创作之路并没有延续下去，而在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趣却得以延续。1949年之后，川岛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以教授文学史课程等为业，这事实上成为他主要的事业。川岛之于古典文学研究，亦得到二周的引导和启发，其中鲁迅对他的影响更大。

　　川岛与二周的古典文学研究因缘，最显著的便是校点唐传奇小说《游仙窟》。这件工作始于《语丝》北京时期，而完成于《语丝》上海时期，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谓与《语丝》相始终。而通过这件工作，二周与川岛之间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微妙而有趣的合作。

　　《游仙窟》是初唐作家张文成的作品，用第一人称自叙受十娘、五嫂款待之事。所谓“游仙”，实际反映的是当时文人的狭邪生活。这篇长达万余字的小说以骈文写成，艺术上颇有创造性，细节描写极为生动，语言则骈偶与民间语言巧妙结合，文风诙谐尖新，可以说是当时具有前卫精神的创作，代表了唐传奇一个时期的倾向和最高水准。这篇作品的又一个比较特殊之处是，它在中国长期失传，但在日本和朝鲜则享有盛誉，得以存留。1000多年后，到了近代，遂由日本和朝鲜又返回中国。

　　川岛1919年入北大哲学系，对文学课程却情有独钟。1920年秋，鲁迅应邀在北大国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史，川岛因参加这一课程而与鲁迅结识。据彭龄在《岁月留痕》一书中的回忆，“当时鲁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史，川岛是从不缺课的学生之一”。在这门课上，鲁迅正式讲到《游仙窟》这篇作品，后来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更认为：“这种以骈体做小说，是从前所没有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一篇特别的作品。”

　　通过中国小说史课程及与鲁迅的进一步交流，川岛对《游仙窟》产生了兴趣，打算将其校点印行。很自然地，他将这一想法告诉鲁迅，并得到了鲁迅支持。大约从1926年2月，两人开始就此事不断面谈和通信。现存鲁迅书信中，致川岛的信比较集中于1926年至1929年(共54封)，而其中一个主要话题，便是关于《游仙窟》的校点和出版。

　　川岛向鲁迅借抄其所藏日本版《游仙窟》，作为校点的底本。《游仙窟》在日本、朝鲜有多种抄本和刊本，鲁迅所藏的是日本元禄三年(1690)翻刻本，有日文详释，名为《游仙窟钞》，是该书比较后起而常见的本子。川岛对其进行初步整理，抄写在印有“北京大学日刊稿纸”题头的稿纸上。他将整理稿呈请鲁迅校阅，并请鲁迅为此书写一篇序，鲁迅答应了：“《游仙窟》上作一《痴华鬘》似的短序，并不需时，当然可以急就。但要两部参考书，前些日向京师图书馆去借，竟没有，不知北大有否，名列下，请一查，并代借。”

　　这之后，鲁迅与川岛均陷入奔波之境。鲁迅离北京至厦门，又至广州(中间还去了香港)，川岛亦奔波于京、浙，所以两人再次交流《游仙窟》之事，已在1年后。鲁迅将自己校订批阅的抄件及所撰序言寄给川岛。鲁迅对原抄之误和章校之误多所校正，其意见大都正确，但他当时南北奔走，无法多方查证资料，所以校改本不免也留下若干问题。对此，鲁迅本人是非常清楚的，他指示川岛应找善本进一步校对：“前闻坚士(即沈兼士)说，日本有影印之旧本一卷，寄赠北大，此当是刻本之祖，我想将来可借那一本来照样石印，或并注而印成较阔气之本子也。那时我倘不至于更加不通，当作一较为顺当之序或跋也。”

　　鲁迅校订过的这个手写本，已影印收录于《鲁迅辑校古籍手稿》中。由这部手稿不难看出，彼时川岛学术功力尚浅，而鲁迅的校订则保障了此书的基本学术质量。比如有一句“下官遂作而谢曰”，川岛在“作”字旁边用红笔打 “×”，疑其为有误，而鲁迅批语曰：“作，起也。不误。”

　　日本所留存的《游仙窟》，有抄本、刻本两种，抄本更早且近原貌，其中醍醐寺本是现存完整诸本中最早的，1926年日本古典保存会曾影印行世，堪称善本。鲁迅所说的“日本有影印之旧本”，即指这个本子。既知其已“寄赠北大”，川岛自然想到找来校对。然而这个时候，他已离开北大，人在杭州，无法直接利用北大新得到的这部影印本。怎么办呢？他想到了自己的另一位老师周作人，于是写信求援；周作人同样答应了这位小老乡、忘年之友的请求。

　　《语丝》周刊创办时(1924年11月)，二周已决裂经年，两人断绝往来，除了避不开的公共场合，再未见面。《语丝》的聚会，鲁迅从不参加。他们共同的熟人也逐渐分化，相对来说，更接近鲁迅的人少些，而聚拢在周作人身边的人则多些。一些共同的好友，只好与周氏兄弟分别往来，川岛与孙伏园、李小峰等都是如此。

　　然而二周皆为当时文坛翘楚，虽然“形”散了，“神”却还奇妙地有聚合之处。《语丝》即是两人“神聚”之处。《语丝》北京时期，周作人发表于该刊的各类文章多达300多篇，鲁迅发表的作品也有近80篇。两人文章所表达的观点和基本原则多接近，而且在与《现代评论》的陈西滢、狂飙社的高长虹等进行笔战时，兄弟二人甚至可说是在精神上“并肩作战”。

　　写作之外，二周在学术领域其实也存在这种“貌离神合”之势，甚至有暗中“比试”的意思，这在川岛校点出版《游仙窟》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件工作中，二周实际上是通过川岛，进行了一次颇为微妙的合作。

　　二周不再往来，而两人之间的关联却不可能割断，通过他们的母亲，通过共同的朋友，两人其实于对方的状况颇多相互关注。川岛在二周之间，经常充当一个比较特殊的中间人或传话人的角色：把鲁迅给他的信转给周作人看，又把周作人给他的信转给鲁迅看。这做法应该是得到了二周默许的，比如1928年12月9日鲁迅致川岛信，最后有一句附言：“周岂明信三张附还。”表明自川岛处得到周作人信件。此封周作人之信很可能与《游仙窟》有关，而此前一封信中鲁迅在谈到《游仙窟》善本时，“顺便”关注周作人境况，也不为无因了：“《游仙窟》既有善本，自然以用善本校后付印为佳……他(指周作人)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

　　信中提到的以《游仙窟》善本校正之工作，正是周作人帮川岛进行的。周作人答应川岛的请求后，用北大醍醐寺本影印本对校，解决了许多川岛校点、鲁迅校阅本所遗留的问题，这在他所撰《读〈游仙窟〉》一文中陈说甚明：“川岛所印即以元禄本为根据(所用封面图案即是卷中插画之一)，经我替他用醍醐寺本校过，不过其中错误还不能免……此外有些刻本的错字可以据抄本改正的，均已在川岛本照改，读者只须参照一下，即可明白。唯川岛本亦尚有不妥处，如……(下面引述数处校改之例)”

　　鲁迅关于《游仙窟》校点本的指导还没有结束。此书刻本以庆安五年(1652)刊本较早，1928年初，鲁迅又从朝鲜方面找到庆安本，并亲自用恭楷抄写一份，寄川岛参考。这份抄本由章氏珍藏，卷末有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等人于1937年、1938年间所写跋语。周作人跋文称“豫才勤于钞书，其刻苦非寻常人所及，观此册可见一斑。唯此刻无间贤愚，多在膜拜文艺政策，矛尘独珍藏此一卷书，岂能免于宝康瓠之讥哉！”这是他多年后对这次“合作”中鲁迅方面的评价，可见他虽然不正面提鲁迅对《游仙窟》校点本所起作用，但对这种“合作”关系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而1928年初，经过周作人校改的稿子，大约又曾送到鲁迅手中校对过，1928年3月6日鲁迅致川岛信中主动提到：“《游仙窟》不如寄来，我可以代校。”这里是不是也有借以窥探周作人校订结果和水平的意思呢？

　　经过二周兄弟先后校改的《游仙窟》校点本，质量大为提升。这个校点本鲁迅倾注了不少心血，周作人亦投入了相当精力帮助校改。虽然二周彼此不通音信，但三人之间，仍达成了圆满的合作。

　　校点完成之后，鲁迅又为《游仙窟》的出版之事费了不少心血，提出了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川岛基本是循此而行。直到此书付印之前，鲁迅还就附录问题多次与川岛沟通：“《夜读抄》已去问小峰，但原稿恐未必尚存，且看‘后来分解’耳。”“却说《夜读抄》经我函催后，遂由小峰送来，仍是《语丝》(按：当作《北新》)本，然则原稿之已经不见也明矣。小峰不知是忙是窘，颇憔悴，我亦不好意思逼之，只得以意改定几字，算是校正，直到今天，总算校完了。”

　　这里说的《夜读抄》，应即周作人发表在《北新》上的《读〈游仙窟〉》一文，其中部分内容系抄译日本幸田露伴关于《游仙窟》的文字。此文后来作为《游仙窟》的附录。

　　经过川岛与二周兄弟这段漫长而微妙的合作，尤其经过鲁迅的努力，1929年2月，这部《游仙窟》校点本终于由北新书局发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