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文学写作中“影响最大、最广、最持久”的了。事实上，“抗美援朝”题材也确实是魏巍一生文学创作中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创作内容，它不仅在魏巍的报告文学中成就斐然，在其诗歌、小说领域也独具特色。

　　抗美援朝街头诗：战争诗歌的鼓动性

　　1950年11月初，抗美援朝甫一爆发，魏巍便写作了10多首街头诗(另有一首《蝗虫》当时并没有以“街头诗”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篇幅略长的街头诗)，这些诗歌如同新中国成立前魏巍的很多诗作一样，极具战争鼓动性。启发民众让他们认清敌人的面目，激起人们对敌人的仇恨，鼓动人们勇敢斗争、打败敌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保家卫国的热情等，是这些诗歌的主题。作者告诫走向新社会的青年人们，听到炮声后“不要光知道幸福/不知道仇恨”(《你》)，面对敌人，“可怕的/是我们的枪连同自己的思想/长满了红锈！”(《锈》)；他讽刺美国帝国主义像蝗虫一样“又在一块谷地里落下”，“咀嚼着，跳着”，“还不断把自己歌颂：‘你看我们多么神圣，/我们是上帝那儿派来的神虫。’”面对这样猖狂的敌人，作者鼓励人们“快准备壕沟跟火种”(《蝗虫》)；因为对这些“得寸进尺的野兽”，“只有它自己的血/才能教训它自己”(《只有》)，所以他鼓励人们“去！/把美国鬼子/狠狠地打死吧！”(《去》)，激发人们“瞄准”这些“下流无耻的流氓们”，因为他们残忍地“把火把举向房檐”、他们的“刀上滴着我们邻邦的血”(《瞄准》)。对于那些勇敢的、积极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们，作者则赞美他们“是一个爱祖国、爱朋友的中国人！”(《歌颂》)，并希望他们“多抓几个美国鬼子”，因为“这是最珍贵/也是朝鲜朋友/最欢喜的礼品！”(《礼品》)。

　　这些诗作明快、凝练、通俗易懂、情感饱满，鼓动性极强，让人读来激情澎湃，它们都短小精悍，这在战争时期对于让人民大众了解战争真相、认识战争形势、激发人民大众的战斗热情与爱国热情，无疑起着很好的作用。在此之前，魏巍是以诗歌步入文学殿堂的，而且作为一个在部队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他深知“作为部队作者，我们还要多写一些鼓舞士气，加强战备，打击侵略者，保卫祖国的作品，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魏巍《牢记周总理遗训》)，因此他早期以“红杨树”为笔名发表的较有成就的诗作，无论是长诗《黄河行》《黎明风景》，还是短诗《好夫妻歌》《诗，游击去吧》《一个战士的赞歌》等，都通俗、凝练而富有鼓动性、战斗性。街头诗是1930年代文学大众化观念在延安等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实践的产物，它短小、凝练、情感丰富的特点对于激发大众的热情起着良好效果，它像魏巍所说的部队中的“快板诗”、“枪杆诗”等“战士诗”一样，“是我国革命文学中最富有战斗性、群众性的一个部分”，“它在革命战争中，在鼓舞斗志方面，作用很大。”(《战士诗——革命英雄主义的战鼓》)

　　魏巍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创作的这些街头诗，在激发民众报名参加志愿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斗志、鼓舞人们战胜敌人、取得胜利，是起着积极作用的。这些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其涉及到的内容，已经包含了鼓舞士气、赞美志愿军美好品质、歌颂中朝友谊、诅咒敌人等后来的抗美援朝文学中常表现的主题，魏巍此后已很少再写过这样激情澎湃的诗作了，所以它们也可以看作是对他过去战斗性诗歌创作的总结。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诗作，对于让人们“更加珍重我们的斗争成果，热爱我们的祖国，保卫我们的祖国”(《〈两年〉后记》)还是有启示作用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战争中的亲身体验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文学创作中影响和成就最大者，恐怕也是抗美援朝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魏巍在第一时间写作了上述的街头诗作，也在第一时间被派到抗美援朝前线了解美军思想政治情况，任务完成后，好奇心驱使他深入到战斗前线进行访问达三个月之久。回国后根据其感触，魏巍写作了十来篇通讯报告。这些通讯及时反映了奋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的生活状况与思想状况，尤其是对他们在战争中热爱朝鲜人民、面对斗争奋不顾身、同志之间相互关爱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的表现，在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大，当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该篇为名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几个月后，魏巍再次赴朝鲜前线采访半年多时间，又写了部分通讯，1954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增入；1958年，志愿军回国前后，魏巍再次到朝鲜采访后又写了几篇抗美援朝通讯报告，又收入1959年版《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到此，该书中收录的抗美援朝通讯共17篇。这一系列报告文学确立了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的时代形象，及时宣传和赞美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让作者极力赞赏和主张的“革命英雄主义”在文学中得到广泛关注。作品中既有家人惨烈被害却坚强活着并积极为打击敌人贡献微薄力量的朝鲜老人和小孩，也有奋不顾身救助朝鲜灾民的志愿军，更有在前线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怕牺牲的士兵，也有不怕艰苦、坚韧、富于奉献精神的女战士；它们既表现出了中朝人民互相爱护和帮助的深厚友谊，也表现出战士们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还表现出了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在艰苦的前线不忘记祖国人民幸福的高尚情操，以及在战争生活中凝结成的中朝军民之间的深厚感情。

　　《谁是最可爱的人》系列报告文学中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激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任何敌人也压不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魏巍《青春的诗篇》)，正是1950年代刚刚从几十年的战争中解放过来的人们所拥有、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这些“革命英雄主义文学”，是作者几次深入战争中深刻体会出来的，是“部队生活活生生的写照”，是“50年代青年的精神面貌”(魏巍《谈谈报告文学》)。据说，当时战斗在前线的士兵读到《谁是最可爱的人》后，觉得“浑身是力量，即使横在我们面前的，是美国鬼子设下的二十公里宽的火墙，我们也会毫不扰豫地一冲而过的。”而另一篇《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的篇名，被很多青年当作警醒自己的座右铭，可见魏巍确实说出了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心声。深入体验生活，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时又能够很强地把握住时代情感并完美地融合到文学作品中，正是魏巍的报告文学的特色所在，早在抗战时期，魏巍的报告文学名篇《雁宿崖战斗小景》《燕嘎子》等中就表现出了这种特色，到了抗美援朝通讯中表现得更加圆熟有力。魏巍的文学把握能力很强，除了深入感受生活并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内心情感的长期积累”表现出来，他还懂得利用精湛、凝练的语言，在讲述故事、抒情与议论的结合中，在“朋友们”的亲切的称呼中，在最能打动人们的故事的选取中，抓住读者心理特征，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他深刻把握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的时效性、及时性、新闻性特点，懂得“这样伟大的斗争和伟大的战士必须要很快写出来呵，如果慢慢在那儿钻长的、刻细的，最后又弄不成，怎么对得起战士们呢？”(《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懂得及时性写作的“简单明确”的“目的性”，懂得不仅要写志愿军的“英雄行为”，还需要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更应该结合“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问题，所以他才创作出了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影响了几代人的作品。

　　《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进入语文教材，影响更为广泛，该书出版不久，就有人出书对其中的每一篇文章从思想内容到写作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解读(吴调公《魏巍的朝鲜通讯》)，此后对该文进行文学性、写作手法等方面的解读经久不衰，足见作品的魅力所在。这些“与时代生活的‘相关性’很强的作品”(李建军《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所表达的某些观念与情感，因其“时效性”在今天也许过时了，但是作者把握时代情感的能力、所表现的人物的高尚的道德情操、精干凝练的写作手法，对今天及以后的文学，恐怕仍具有持久的借鉴价值。

　　《东方》：时过境迁的沉淀与总结

　　魏巍在抗美援朝时期曾与白艾合作写过反映抗美援朝中的空军形象的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其后又于1962年发表过短篇小说《江水流不尽》，但也许是那个时候他的报告文学影响力太大了，相比较来说小说在数量上和影响力上显得较为薄弱。“文革”结束以后，魏巍计划于1952年、1959年开始动笔，历时近20年完成的长篇小说《东方》却再一次将抗美援朝文学推向另一个成熟的维度。小说延续和拓展了魏巍此前抗美援朝文学创作的主题，表现了抗战前线的志愿军英勇奋战及其与朝鲜人民的友谊，也表现了国内广大人民，尤其是志愿军家属积极响应志愿军作战的热情以及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同时作者加入了对敌人的描写、对志愿军内部蜕化人物以及国内建设中的反面人物的描摹，使得作品反映的内容广博深厚，具有全面反映和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的效果。作品涉及了战争、中朝友谊、国内的合作化运动、爱情等主题，英雄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魏巍抗美援朝作品中一如既往表现的内容，所以小说不仅塑造了以郭祥为主的英勇战斗在战争前线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还塑造了邓军、周仆以至彭德怀(虽然与其相关的内容是1985年重版时增加)等军队领导的形象，朝鲜人民军金铁银、朴淑贞等的形象也塑造得很丰满。更有特色的是作品塑造了杨大妈、小契等大后方、祖国建设中的农村领导者形象，以及陆希荣、李能这样曾经积极参与革命，革命胜利后却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引诱而蜕变了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长廊综合反映出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复杂性。

　　魏巍在谈及他创作《东方》时说，因其“光写几篇通讯不够，有许多英雄人物和其他人物没有表现出来，战争的进程也没有表现出来，前后方的连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上的、政治工作上的斗争经验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很自然地想写这么一个长篇。”而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有二：第一是为了激发人们的革命战斗性，发扬革命精神；二是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做准备。(《我是怎样写〈东方〉的》)可见作者将小说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写出“国内国外两个‘战场’”，写出人物的“共性”更注意写人物的“个性”，是想要从各个方面艺术地反映抗美援朝这件事，以达到对其进行总结的目的。如果对照着作者的朝鲜通讯和当时的战地采访日记，可以看出，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政治面貌，是作者力图表现的内容，因此，小说中不仅大胆反映了爱情，人物形象塑造也真实而不片面，小说情节也较为逼真、有生活气息。

　　有评论家曾总结道，“《东方》的显著特点是，作者不仅描绘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包括主要的战役和战斗，而且巧妙地把统帅部和基层指战员联系起来，把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联系起来，把前方和后方联系起来，把国外和国内联系起来，驾驭全局，精心结构，纵横开阖，挥洒自如，背景广阔，气度恢宏。”(马蓥伯《魏巍创作谈》)丁玲也曾评价这部作品“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它“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我读〈东方〉》)这些评论都是中肯的，这部作品确实可以看作是抗美援朝的一种“全景图”，它不仅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史诗”，也是几十年来抗美援朝文学的沉淀和总结。

　　魏巍一生都在坚持文学中的“党性和真实性的统一”，他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学”的忠实实践者，为了写《东方》，他曾经到部队、工厂和农村进行过广泛调查研究，因此强烈的时代特色、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和动人心弦的时代感情，是魏巍文学创作的最有力的特点。魏巍极具感染力的作品，尤其是抗美援朝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谁是最可爱的人》赢得了包括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内的国家领袖的喝彩和赞赏，丁玲则称“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魏巍是一个写作的“多面手”，其一生创作绝不仅仅局限于抗美援朝题材，但是其抗美援朝文学创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正在于他深入体验了这场战争，对它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以极强的文字能力表现出了这场战争的时代特点，时至今日，要全面了解和评价抗美援朝，恐怕也得阅读魏巍的抗美援朝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