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童年生活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文体风格上的乡土文化色彩和题材选取上的童年叙事倾向。汪曾祺初登文坛，就是以乡土文化型的面貌出现的。他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之作，如《老鲁》、《鸡鸭名家》、《职业》和《异秉》等，作者借乡土写风情，借民俗写文化，乡土的文化氛围萦绕全篇，散发出浓郁的艺术魅力。当然，仅仅就汪曾祺的童年来讲，这样说似乎有点武断，因为乡土文化风貌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成就，更何况汪曾祺小说中的乡土文化色彩还受到其日后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影响。但无疑，汪曾祺的童年决定了他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内定了其艺术风格的雏形。纵观汪曾祺一生的创作，童年时期所形成的这种书写乡土文化的心理决定了其一生创作的艺术走向。实际上，汪曾祺的一生，也就是书写乡土文化的一生。像他童年时期生活过的高邮地区，青年求学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及老年时期居住的北京市井胡同，其间的风土人情，都是其艺术创作的对象和取之不尽的源泉。汪曾祺后来自称是一位中国式的通俗风俗画家，就是冲着这方面而来的。

　　纵观汪曾祺一生的创作，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童年叙事都是其一以贯之的艺术风格。一方面是因为童年给了他太多的温馨，使他对之恋恋不忘，在看取世界时大多不期然地采取了儿童的审美眼光，用儿童的心理来感受一切，如《小学校的钟声》、《待车》等；另一方面是因为童年是他的人生避风港，无论现实多么残酷冷漠，他都可以通过回忆的方式来追忆童年的欢欣，来获取精神上的慰藉和保护，如《受戒》等。这种童年叙事的选取，使汪曾祺的作品呈现出一派天真自然的美学风貌。

　　从19岁起，汪曾祺离开故乡，开始他成年时期漫长的漂泊生涯，童年时代的温馨快乐为现实政治的残酷无情击得粉碎。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余脉，汪曾祺对政治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逃避意识，再加上他的家乡出产的多是一些“失败的大人物”，使他早就看穿了政治不过是一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但是20世纪中叶的中国，政治斗争风云变幻，汪曾祺为自己设想的那种远离政治干扰的诗意的现实是不可能存在的。尽管他持着逃避的态度，但现实的政治斗争却把他一次又一次地裹挟进“漩涡”里去。有两件事情使他不能忘怀，一是1958年，单位为了完成打右派的指标，上司指示他写一篇批评不正之风的文章，然后据此将他定为右派，下放劳改多年；另一件是“文革”过程中，江青的一句批示：“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使他充当了历史的附庸。他被迫去写样板戏，使他这个写惯了“小桥流水”的人不得不去抒发“大江东去”的豪情。这自然极大地扭曲了汪曾祺的心性，所以当汪曾祺复出后，有人问他还写不写戏剧时，他愤慨地表示，以后再也不写了，表现了对自己这段非人历史的决绝态度。

　　对政治的逃避使汪曾祺作品在主题上呈现出淡化政治的色彩。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与政治结合不紧或者说政治意识十分淡薄，像《鸡鸭名家》、《岁寒三友》、《徙》等，人们只是从笼罩作品整体氛围的基础上才能感受到一点政治的痕迹。作者把造成这些人物悲剧命运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推到文本的背后，在阅读之余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此外他有的作品根本就没有政治意识，像《受戒》、《异秉》等，作者只是为了表达一种美和诗意的存在，或者对生活中某些愚蠢落后的东西予以温和的批判。读汪曾祺的这类作品，人们往往能够得到精神上的超脱和情感上的陶冶，这也是汪曾祺的作品能经久不衰地为人们所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面对着一个文学要求高度专一的时代、要求众声合唱的时代，汪曾祺发现他的乡土风情、喃喃私语不再亲切入耳，而是显得生硬孤立。他困惑了，沉默了。然而这一沉默，竞沉默了30多年。如果历史不画出了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状态，灵魂的痛苦与挣扎转变，汪曾祺就不成其为汪曾祺了。

　　(熊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