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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诗美在沉凝中升华
徐志摩1922年在最初为诗的半年里,因“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他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到后来作辑入诗集《志摩的诗》中的诗歌时,“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那时,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是其妙莫名,完全没有理智的批准”。他凭着自己对“爱”、“自由”和“美”的“单纯信仰”,变成了他笔下的那只“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的“黄鹂”(《黄鹂》),对自由、光明、爱情、自然等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发出了激越的礼赞。虽然其中也时有青春的感伤与愤激,但是,却无悲观、绝望之态。但是,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生体验的丰富,特别是“单纯信仰”在现实中的幻灭,热情如火、“不受羁勒”的诗人开始潜入生命的沉凝状态。像一股活泼的泉水流到深邃的古井中一样,诗人此时沉潜到了自我生命的深处,去凝视自己、拷问自己,对生活、对人生作出了理性的思考。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自觉状态。在 1926 年 4 月上旬(也即在创作《偶然》前一个多月),他接连发表散文《自剖》和《再剖》,在反省中对自我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前者一开始就画出了自己的沉潜之态:自己从身体到思想原本“是个好动的人”,而近来却大大地变样了,“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而后者则从人生哲学的层面对自我沉思的内容做出了具体揭示:他对自己过去对“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现在在哪里,该怎么走”从不关心、“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冲”作出了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他的一种追求“性灵的或精神的生活”的新意识诞生了。他表示:“我再不能盲冲,我至少得认明来踪与去迹。”五个月后,他又发表了一篇“自剖文”———《求医》。在绝望中,他发现了“比性爱更超越更不可摇动的一个精神寄托———他得自动去发现他的上帝”。现实社会中以及个人情感上的种种不堪,逼着他内敛情感、走向“智性”一路,去直面自我的存在状态,去作出有关生命的哲理思索。这种人生的转折,也促使其诗歌创作的风貌开始发生变化。
在这一“自剖”沉凝时期,徐志摩于 1926 年 5 月中旬作《偶然》,徐志摩在这首诗中借助于丰富的想象,通过对画面的精心描画,融情入景,以象明志,使景、情、理融为一体,形成了丰厚的意境。这样,既使情感得到了深沉的表现,避免了情感的滥化与表面化,又使自己的人生洞见得到了形象化的传达。这使本诗具有了相当鲜明的“智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早期诗作“完全没有理智的批准”的现象。
具体到《偶然》,徐志摩同样具有在诗中对生命作哲学思考的冲动和能力。虽然此后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中并没有一以贯之地走向“智性”一途,但是,《偶然》的出现最起码向我们昭示了徐志摩诗歌创作已有的和可能有的一种倾向。在这一特殊时期,诗人沉思生命的沉凝状态的出现,确实使他在诗作中抹去了那种情感上的浮躁凌厉的“火气”,从而揭示出了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他沉凝中对生命的哲理思考,使他的情感得到了净化,使他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由“感性”到“智性”的升华。也许不是出于偶然,这一时期,以往一向在形式上也“不受羁勒”、自喻为“一匹野马”的徐志摩也饶有兴趣地关注起诗歌的形式问题来了。创作于新诗形式问题讨论期间的《偶然》也表现出了徐志摩对诗歌形式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探索。这种形式上的自觉又进而促使它在诗美上的升华。虽然徐志摩不甚看重闻一多所倡导的“建筑美”,指出:“谁要是拘拘的在行数字句间求字句的整齐,我说他是错了”——他是把“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看做全由“音节的波动性”所决定的,但是,本诗却也具有相当整饬的构形。全诗两节,每节五行;每节一、二、五行,除第二节第二行为十字外,其余都是九字;第三、四两行都是五字。诗歌外形于整齐中又有变化,显得匀称而不板滞,两节之间和两节的各行之间的对举总体来说也显得比较均衡。与闻一多相比,徐志摩更看重诗歌的音乐性,认为“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音节”“,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本诗非常突出地表现出了此期徐志摩对音乐美的追求。他以一种口语化的语言,创造出了流畅而又深沉的旋律,较好地表现出了诗人不迟滞于物的哲思。这种和谐的旋律感的取得,首先源于对用韵的安排上。每节第一、二、五行押一个韵,第三、四两行押另外一个韵;同时,每节又都换韵。这使诗歌在旋律上显得“血脉”流通,读来琅琅上口。其次,它还源于对音尺的精心调度和使用上。每节一、二、五行,除第二节第二行有五个音尺外是四个音尺;第三、四两行有两个音尺,而且二字尺与三字尺的排列也有变化。卞之琳曾经指出:“徐志摩的诗创作,一般说来,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富于音乐性(节奏感以及至旋律感),而有不同于音乐(歌)而基于活的语言,主要是口语(不一定靠土白)。”徐志摩的这一“最大的艺术特色”在本诗中是得到相当突出的表现的。
(《生命与诗美在沉凝中升华——兼论〈偶然〉在徐志摩诗歌创作中的意义》,秦林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