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研究

　　散文化小说通常为一种如诗的意境所笼罩，汪曾祺的小说也无不如此。不论是怀想家乡高邮的风土人物，还是回现西南联大轶事、农场生涯、戏班众生相等等，总是在看似随意点染，纤徐平淡的叙说中，洒漫出一片温馨可感的氛围，令人读后有余韵绕梁，口齿留香的审美感受。这跟汪曾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古典文化熏陶有关，更得益于他本人的审美气质。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自己：“拿绘画来说，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像清水一样的淡墨”，而且，“我的小说选笔草草，不求形似”。(同上)他每每在着力营造意境时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又飘逸淡远，给人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

　　比如《受戒》中小英子母女的肖像描写：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娘女三个去赶集，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

　　这里并没有细致人微的工笔细描，都很鲜灵生动，特别是信手拈来的几个里下河地区的方言词语，更是传神。再如写到小和尚明海初萌情愫时，没有一句旁白，只有那么几句描述：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都搞乱了。

　　我们再看看《受戒》的结尾：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稳，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汪曾祺用了一系列的短句子，有时候简洁到只写出东西的名称，如“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这有点类似于唐人温庭筠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几种事物看似平常地罗列一下，却能令人读出极浓醇的诗意画意与清新湿润的“水意”来，故乡风情顿时凸现纸上。

　　说到“水意”，在汪氏小说中，这种极具水意的笔墨几乎随处可见。可以说，自幼生长在高邮里下河地区的汪曾祺，看陨了水，看多了水，他曾经说过：“我小时候，从早到晚，一天没有看过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我的家乡》)里下河地区晶莹澄澈的河水湖水已洇人到他的灵魂深处，以至汪曾祺笔之所至，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常常充溢了盈盈水意。可以说，水，构成了汪氏小说的基质，水，沟通了汪氏小说的经脉，水，成了汪曾祺状写故乡风情最基本最常见也最有效的工具。汪曾祺的小说以意境之美见长，这里，他笔底的水功不可没。由此不能不提到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可谓沈从文最得意的学生了，沈从文早年曾四处向人推荐汪曾祺，说：“他写得比我好。”汪曾祺本人也说过：“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人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见陆建华《汪曾祺传》第78页)名师出高徒，沈从文自己就是一位写水的高手。他最著名的小说《边城》就是写一个叫茶峒的小山城，“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

　　一户单独的人家。”整部《边城》便从老船夫和孙女翠翠在溪上摆渡展开故事，这条实际上不算小的“溪”成了小说的主场景，离开了它故事便无法延伸。沈从文另有一部长篇小说《长河》，就是描绘“居住在这条河流两岸的人民近三十年来的大略情形”的。在沈从文的笔下，船夫、妓女，生意人、军人都可以与水有

　　关联，连居住的房子，都是沿河而建的吊脚楼。师徒承传，也许是性之所近的原因，汪曾祺笔下的水意萦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只不过沈从文主要写河流，是一条绵延的带子，而汪曾祺主要写湖泊，是一面澄澈的镜子。但其本质则一，即写水。水几乎成了沈、汪师生共通的血液。

　　在汪曾祺看来，散文化小说就是抒情诗，他多次自称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特别欣赏恩师沈从文对于所描述的平民所怀有的“温爱”之情，这份温爱也弥漫于汪曾祺自己的笔底。在《大淖记事》中，他写巧云为救十一子灌他喝尿碱汤，写着写着加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看似极平淡的一句，有着撼人心魄的美，汪曾祺后来回忆说：“写到这一句时，我流了泪。”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其美是“阴柔之美”，它没有重大的题材，没有剧烈的冲突，却有作者对生命的关怀，对生活的“凝视”’，宛如一脉清澈的矿泉，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着读者的心灵。它没有典型人物，没有精雕细琢，它绝非色块堆积的西洋油画，也不是描摹细腻人微的工笔画，而是逸笔草草、墨色清浅的写意，轻轻几笔，神完气足。

　　(熊晓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