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的艺术魅力

　　农业合作化运动已成过去，而以合作化为题材的《创业史》却并未失去其艺术魅力，因为其魅力并非源自具体政策，而产生于作品饱含的人伦挚情和创业激情，以及对人类善良品质的歌颂、对人类尊严的维护。这些内容超越了时代阈限，使今天的读者仍能受到感染和激励，陶冶和启迪。

　　非血缘的人伦挚情

　　曾有人撰文论及“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亲情的退场”，我以为柳青的《创业史》不应归于此类。该作品写到了生宝妈、振山妈以及姚士杰的母亲对儿子的母爱，而给人印象深刻、许多论著也已论及的，还是梁生宝和其继父梁三老汉之间的父子情。由于他们二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拟亲情”或“准亲情”。

　　《创业史》表现梁三、梁生宝之间的继父子关系时，虽然也展示了其隔膜的一面，并把它作为个人发家与互助合作、共同富裕道路之间斗争的表现形态，但给人印象更深也最感人的，却是其温馨的一面。当年，丧父的生宝随母亲流浪到蛤蟆滩时年仅4岁。梁三决定和生宝妈结婚时，看到孤苦伶仃的生宝冷得颤抖，马上要给他改修一条棉裤说，“他将要把孤儿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模一样抚养成人，创立家业哩……”“梁三的一个树根一般粗糙的大巴掌，亲昵地抚摸着宝娃细长的脖子上的小脑袋。他亲爹似的喜欢宝娃。”婚后，生宝妈“喜欢他心眼好，怜爱孩子”，有人偷听其夫妻夜话，听到的“除了梁三疲劳的叹息，就是两口子谈论为了他们的老年和为了宝娃，说什么他们也得创立家业”。生宝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继父和他妈给他的足够教导”。听说生宝在财主家受到欺负，“一直关切地站在旁边的梁三老汉，脸色气得铁青”；个人创业失败后，梁三安慰生宝；牛是庄稼人的命根子，但生宝被抓壮丁时，“梁三老汉坚定地卖了大黄牛，赎他回来”。可见，合作化运动之前，梁三与生宝感情很深，他们家的家庭关系是和谐的。合作化开始之后，即使在对生宝的行为不理解、讽刺地称其“梁伟人”时，他的心里也一直称儿子“俺生宝”。儿子要进山，他担心，他难受，不忍当面告别；听说山里出了事，他昏倒在地。从生宝小时候起，梁三就为他而自豪，说“三岁就可以看出成年是啥样”；儿子买回小牛犊，他开始不同意，被说服后感到自己“心眼远不如这个刚出世面的小伙子灵巧哩”。第二部里写建社之后，他称儿子“主任”，这已不是嘲讽，而是有点敬重，又有点得意了！其实，当初称之“梁伟人”，除了嘲讽，又何尝不带点骄傲呢？第一部结尾，灯塔社成立以后，听到街上人们对生宝的称赞，他的自豪感达到顶峰。有同情心的读者肯定也莫不为之感到欣慰、感到快乐。生宝对继父的感情，作品也有表现。进山前坚持当面话别，在县区领导面前为继父辩护，特别是第一部结尾为老汉“圆梦”，做一身全新的棉袄棉裤，感动得老汉落泪。作品虽也有多处写到他们父子之间关系的隔膜，写到梁三甚至一度对儿子强烈不满，因误以为其“不孝”而伤心，生宝不在时他大吵大闹。作品还多处写到邻居乃至领导提醒他们父子关系的非血缘性及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关系，但这些描写的作用与效果，一是引出了两条致富道路的冲突，一是使得这种特殊的父子之情的描写更具张力，父子和解时产生的情感冲击力也更强。

　　判断在意识形态影响占压倒地位的那个年代产生的作品能否传世，能否使后来的读者感到有可读性、受到艺术的感染，并进而有所得，就看在剥离了意识形态的外壳或因素之后，它是否还有某种普世价值和艺术感染力。在“样板戏”中，《红灯记》的艺术感染力最强，今天的观众看了也会受到感动，除了其表达的民族情感、爱国精神，更直接的原因是它所表现的李玉和一家三代三口的非血缘的深情特别感人。这种情感在文本中被解释为“阶级情”，在阶级话语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又可解释为一种“义”——李铁梅在刑场上对养父唱出的“十七年教养的恩深如海洋”最催人泪下。在腥风血雨饥寒交迫中，含辛茹苦把一个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未满周岁的女孩抚养成人，这是什么样的感情！而把自己养大的义父就要那么悲壮地永远离开，这又是什么样的感受！这方面，《红灯记》与《创业史》有异曲同工之妙。

　　生气蓬勃的创业激情

　　《创业史》中感人至深、至今仍不会使人感到隔膜的另一种情感，就是全书洋溢着的创业激情。这是人物热爱生活、生命力旺盛、生气蓬勃的表现。这种激情不仅表现在正面理想人物的身上，也同样表现于中间人物乃至“反面人物”身上，使得整部作品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这也是这部作品与其他合作化题材小说的不同之处。

　　小说及报告文学表现主人公“创业”经历的并不少见。新时期出现的长篇《平凡的世界》也写到了孙少安的创业，这是它与《创业史》的内在联系，也是路遥与柳青精神联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二者创业的方式与途径不同，但那种激情与闯劲是一样的。读《创业史》我们可以发现，这部书里人物众多、立场身份各异，但主要人物在创业激情方面是比较一致的。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梁大老汉和儿子梁生禄、“铁人”郭庆喜是其中最突出的。“题叙”部分写了梁三老汉及其父亲为创业发家而拼命奋斗的经历，以及梁生宝早年和继父一起试图以个人奋斗方式发家创业的激情和奋斗过程。作品对“劳动”的歌颂，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超意识形态成分。小说多次写到郭振山是农业劳动的一把好手，尽管对其只顾个人发家、不热心互助合作持批评态度，但写到其劳动时并不乏赞美之意。小说还写到土改时富裕中农郭世富精神受到刺激得了重病，“一个挺爱劳动的人，不知不觉要死了——郭振山觉得怪可惜”，而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白占魁，作者则表现出相应的轻蔑，尽管他是个贫农，“革命性”也很强。高增福、任老四等由于基本条件较差，没有多少个人创业发家的雄心，但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后，其潜在激情也被激发调动出来，积极投入到集体创业的事业中来。

　　梁生宝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最先超越了个人发家创业的追求，这也使他不再是一个传统类型的农民，而成为了一个“新人”。蛤蟆滩另一个强人郭振山在庄稼人中也属出众人物，他的某些方面让人联想到《红旗谱》中的朱老忠，比如他敢想敢干的魄力，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与强敌面对面争斗的勇气，与普通农民相比较远大的见识。他鼓动改霞进城市当工人，潜意识里也许有破坏她与生宝婚姻的动机，客观上却表现出其超越乡村生活的视野。他懂得“念书和种地不同，心杂了念不进去”，替改霞物色对象，关心对方“思想儿怎样”、“入团哩没”。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庄稼人，如作品所说，他是庄稼人郭振山和共产党员郭振山的合体。他没有更进一步的开拓精神，可以设想，这种类型的农民即使遇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也未必能成为领先的农民企业家，至多在其他人创业成功后成为跟着起来的创业者。

　　梁生宝为什么放弃了个人的发家之路？从文本表层看，是因解放前那次发家创业失败，激情受挫所致。但文本的叙述“空隙”还昭示我们，这条路也并非根木走不通。例如，郭世富、梁大都是由贫农发展成了富裕中农。不过，他们的发家是由于偶然因素。凭生宝的干练机灵，也不是绝对不可能遇到并抓住类似的机遇，起码他可以像郭振山那样过上相对宽裕的日子。但他与郭世富、郭振山及梁大父子有重要区别。一是他作为更年轻一代的杰出者，善于接受新事物，能迅速适应并顺应时代的变化。二是他更善良，更有对别人的同情心，当遇到互助合作的大趋势时，他的这些天赋遇到了适当的气候和土壤，使其成为走在时代前头的人。梁生宝这种素质、这样性格的人，是新时期以后的真正传人，应当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而非田福堂。

　　善良与尊严

　　“善良”或“好心”在《创业史》中并非无关紧要的词语，它其实是作者臧否人物的标准之一，尽管这也许是处于其潜意识中的。作品多处写到人物的善良和好心，如写梁生宝：“他胸怀里跳动着这样一颗纯良而富于同情的心”，“有啥法子呢？眼看见那些困难户要挨饿，心里头刀绞哩！”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姚士杰、郭世富、梁大老汉和梁生禄的冷酷无情。

　　《创业史》里的另外一个关键词是“尊严”。《创业史》里的几个主要人物，梁生宝、郭振山、梁三老汉、郭世富等，乃至二流子白占魁，都表现出比较强烈的自尊需要。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郭振山。对于他来说，“威信”和“发家”显然都重要。他选择“在党”，首先是满足了“归属和爱的需要”，最终是满足了自尊的需要。即使是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梁三，也有着很强的自尊心。他的前半生致力于个人发家创业，当然首先是为生存，但同时也是为了人生的尊严。他饱受穷困时受尽屈辱，他之所以最终能改变态度，支持儿子的事业，很大程度上是因儿子给他争了气，使他作为“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小说开头一章就写了他去看郭世富家盖房架梁的仪式时受到的蔑视和屈辱。而在第一部结尾，梁生宝从事的互助合作事业初步取得成功，互助组进山赚到了钱，庄稼获得丰收，灯塔农业社成立之后，在黄堡镇大集上，在排队买东西的人群里，听到大家对生宝的称赞以及对梁生宝“他爸叫啥”的询问，穿着全新棉袄棉裤的梁三老汉流出热泪。他想到：“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这和开头的场面恰成对比，形成首尾呼应。《创业史》不正是人性尊严的颂歌吗？

　　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梁大父子们的自尊，与梁生宝自尊的不同，前者的自尊没有和善良、同情心结合在一起，而在梁生宝身上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从心理学上说，梁生宝的奋斗，他对互助创业之路选择的内在动因，在于其善良天性和自尊需要的统一。

　　梁生宝4岁时是作为一个孤儿来到蛤蟆滩的。刚到这一个生地方，他的感觉是“骇怕”，肯定还有自卑。成为在蛤蟆滩地位低下的穷汉梁三的养子，有了依靠，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自尊心。在吕二财东家熬半拉子长工时他受到的最大伤害，也主要是心理上的。在合作化之前，他“创家立业的锐气比他继父大百倍”。早年他买牛遇到继父阻拦时，他说继父的“过法”是“没出息的过法”，说明他的进取心、好胜心有多么强烈。但解放前创业的失败，使他认识到了“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共产党一来，当发现共产党是给穷人撑腰、要依靠他这样的人后，梁生宝以他的抱负、精明与远见，马上抓住机遇，当了民兵队长。虽然梁生宝看上去沉稳低调，他内心深处却是要过得轰轰烈烈！他“做出一些在旁人看来是荒唐的、可笑的、几乎是傻瓜做的事情”，这“旁人”的观点，正是普通农民的观点，而梁生宝不是普通农民，他是农民里面少见的具有雄心壮志的杰出人物。

　　梁生宝的这种热情，与《子夜》中的吴荪甫并非没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属于将理想和事业置于爱情之上的那类人物。和其他农民一样，梁生宝也是在追求活得带劲儿、活得有味儿，但对于如何才能活得带劲儿、有味儿，他和普通农民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带领大家实现理想，就需要有权力。当在大会上听到省劳模王宗济的事迹后，他就想到“王宗济能办成的事，咱办不成吗？……只要有人出头，大伙就能跟上来！”想到自己“威信不够”时，他有些犹豫，而想起“有党领导”时，他抛弃了自卑，毅然跳上有3000听众会场的主席台，向王宗济的“挑战”表示应战决心，从而受到上级领导的重视，他在领导和群众中的“威信”开始向超越郭振山的方向发展。在与改霞的爱情问题上，梁生宝可能处理不当，但却也是自尊心使然，性格使然——他这样处理，也是为了自己的“威信”，因为他“总觉得四周稻草棚棚外面，有人盯他和改霞说话，很担心他在村里的威信受到损伤。他的威信不够，为了能办好党交给的事业，必须尽力提高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群众跟着走的时候，心里很踏实”。

　　《创业史》真实生动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活故事”，感人地表现了人伦挚情与创业激情，歌颂了人的善良与尊严等普世永恒的伦理价值，这使它具有了不可否认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