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艾青诗歌创作的两个阶段

　　漫论艾青诗歌创作的两个阶段

　　“我生活着，故我歌唱。”“我们创造着，生活着；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这就是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艾青在他的名著《诗论》中发出的由衷的呐喊。艾青从发表他的第一首诗《会合》开始，他的那支能够谱写出华丽诗篇的笔便永耕不辍，创作出了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复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火把》《光的赞歌》等一系列不朽的伟大诗篇，给人类留下了无尽的精神食粮和艺术宝藏。

　　艾青一生追求创作的时代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坚持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唱出人民内心的最想听的歌，以“人民的吹号者”的形象屹立于现当代诗坛。

　　第一阶段：吹着芦笛歌唱———“大堰河”时期(1932－1937)这一阶段是艾青诗歌创作的预备期、探索期，也是其成名期。写诗并不是艾青的最初选择，他的初爱是绘画。幼年的艾青曾迷恋于绘画艺术，初中毕业后曾就读于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后经院长林风眠的鼓励毅然留法学习。艾青在巴黎度过了“物质上贫困，精神上自由”的三年，深受后期印象派和后期现代派的影响。此间，他还大量阅读一些文学名著，深受阿波里内尔、兰波、凡尔哈仑、马雅科夫斯基、叶赛宁等的影响，这些痕迹都在艾青早期的诗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证。回国后不久的艾青便因参加左翼进步美术组织而于1932年7月12日被捕入狱。监狱生活剥夺了艾青绘画的权利，于是他开始了他诗歌创作的生涯，艾青在《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一文中介绍说：“决定我从绘画转变到诗，使母鸡下起鸭蛋的关键，是监狱生命。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艾青直到1935年10月才被释放出狱，所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在狱中完成的。

　　第二阶段：诗人曲折发展与复出时期———新时期的诗歌创作(1945－1996)

　　这一阶段是艾青的诗歌创作由衰落到复兴的时期，是一个优劣并存的时期。该时期诗人经历了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打成右派下放、文化大革命、平反后复出等几个人生阶段的浸洗与熏陶，使诗人的思想与创作风格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可以说，艾青自从到了延安以后，就开始抛弃了以往的忧郁的氛围，而变得明快而爽朗起来。但也正是由此开始，由于政治、时代环境等条件的影响，一向追求与时代相结合的艾青开始走向了创作的衰落，出现了一大批迎合政治需要与歌颂新时代的作品，注重应时性而降低了艺术性的成分，过度的激动与热情冲淡了艾青诗人的气质和天赋，给诗坛留下了一笔不应有的遗憾。   另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使艾青较长时间内中断了诗歌创作的权利，这只能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悲哀了。

　　这样，艾青便成了由时代性与个人性的两重因素相结合下的绞绳所勒杀的受害者了。但是，黑暗中总会有几个亮点不会被永远掩埋的，艾青的诗歌创作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两个令人兴奋的亮点，那就是1954年南美之行与1978—1980年诗人平反复出后青春的再度焕发。经历过风雨的洗礼的艾青变得更为成熟与老练了，眼光较之以前也更为高远了，思想较之以前也更为凝重豁达而富有哲理意蕴了，但诗人那种宝贵的狂放而热烈的青春气息也随之黯淡了。

　　艾青更为高阔的眼光使之把诗歌创作的主题伸展到了国际主义的领域里了，对时代的思考与关注也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而成为宏观的俯视了，而这也正是诗人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有力的助推器。《维也纳》是诗人对二战给欧洲造成的困难处境与遗留问题的深切关注，《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是诗人对南美黑人的悲惨生活的关注与同情，是对不公世界的揭露和控诉，是对种族歧视的反抗与谴责，表现了诗人对世界人民命运的关注和诗人宽阔的眼光与胸怀。《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是对中国和智利两国人民的美好友谊的赞歌。《在智利的纸烟盒上》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则是作者对人类的命运与人性的关注与解剖，同时也在人性的灵魂里敲响了历史的警钟。《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则是对中国勇士的赞扬与光明时代到来的吹呼了。《复化石》《虎斑贝》则是对文革的反思与控诉和对不屈的奋斗精神的写照，《盆景》表现了对人性的扭曲，《酒》《镜子》《关于眼睛》是诗人对人生的感悟与哲理的思考。

　　这就是艾青———一个出生在地主家庭、吃着大堰河的奶长大的、高举着火把、吹着小号、热爱着土地、高唱着光的赞歌的中国的伟大诗人艾青，他以自己饱经风霜的人生历程、狂热不屈的伟大灵魂，为我们谱写了足以载入史册的无数的伟大诗篇。他的诗歌是中国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名作欣赏》， 解纪茹、卢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