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

　　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

　　徐志摩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买办、封建化的商人家庭。但新式的教育，使他很早就受到维新思想的熏陶和近代科学的启迪，培养了爱国精神和自由纯真的个性。一九一八年八月，徐志摩怀着“振兴实业是我国的唯一路子”的理想赴美国留学。行途中他挥笔写就《徐志摩启行赴美文》，大声疾呼：“所谓时势造英雄者也。时乎时乎，国运以苟且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表现了青年徐志摩振兴祖国和民族的抱负和情操。

　　向往民主，反抗暴虐的心，使他很快对美国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造成的畸形丑恶的都市生活感到厌恶，“实业救国”的梦破灭了。正当他苦闷失望的时候，国内五四运动暴发了，徐志摩受到强烈的震动。后来他曾回忆：“第一年我在美国时，得到五四的消息，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己过……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一九二O年九月，徐志摩离美抵英，寻求新的理想和新的生活。

　　英国留学期间，对徐志摩世界观的形成和走上文学道路具有决定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同五四时期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徐志摩是在中国刚刚结束了漫长的封建帝制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不可能对之加以鉴别和批判，而是以一种新鲜感和景仰心，毫不迟疑地建立了对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人道主又的“‘单纯的信仰”。徐志摩曾这样概括了自己的人生观：“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我信德漠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漠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他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实际上，在私有制为基石的剥削社会里，这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是虚幻的。当徐志摩为找到这“生命的源泉”而欢欣的时候，却不知道其中埋藏着他一生的悲剧的种子。

　　徐志摩的艺术观也在此时形成，从后来他所写的许多文艺论文和诗作看，他的艺术观受以下几方面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一是泰戈尔、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罗曼·罗兰等重视现实人生，推崇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人道博爱的共同创作原则的影响，其二是拜伦、雪莱等对社会的叛逆精神、理想主义和热烈奔放的浪漫风格的影响，其三是华滋华斯、济慈等“返归自然”的思想以及自然诗、田园诗的朴素纯真的风格的影响；其四是哈代、曼斯菲尔德、波特莱尔等悲观哲学、神秘主义倾向以及精细的心理剖析手法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类作家对徐志摩的影响更深。

　　从一九二二年徐志摩回国到一九二四年这一期间，可以称之为他创作的“浪漫期”。他热情支持反封建的民主运动，积极开拓当时还很稚嫩的新诗园地，成为新诗坛上颇有影响的诗人。

　　这一时期，徐志摩激烈地反对封建礼教伦常造就的“浅薄的生命”和“浅薄的艺术”，主张建立一种“真纯艺术”，其效用“在于扩大净化人道与同道，戟动、解放心灵中潜伏的天才，赋予最醇彻的美感，使于生命自觉中得一新境界，于人生观中得一新意趣。妙他说：“艺术的美是一架三角的分光镜，我们在晶棱里看出分析了的自然与人生。”他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就是这种进步的理论主张的实践，是他“浪漫期”富有光采的艺术结晶。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是徐志摩思想和创作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散文集《自剖》、《巴黎的鳞爪》、《落叶》以及大量的文艺和社会论文、小说、游记等，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同时，他还担任了《晨报副刊》和《晨报·诗镌》的主编，并以《诗镌》为阵地，掀起了新诗格律运动，成为后来被称为“新月诗派”的主要骨干和代表诗人。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徐志摩的“搏斗期”。革命的大潮退了。徐志摩梦寐以求的社会并没有出现，关景也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他陷入深沉的绝望和颓丧之中。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是徐志摩思想创作的“消沉期”。徐志摩对这一时期的生活曾这样回顾：“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事实也确是如此。这时期他的作品仅是一本《猛虎集》，以及死后别人为其编就的《云游》，此外还有不多的几篇论文、小说、数量和质量与前都不可同日而语。在现代文学史里，一个热情而忧郁的形象，耸立在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上。徐志摩，这个“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他的极其复杂矛盾的思想，他的痛苦的追求，曲折的经历和悲剧的结局，正是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精神面貌和历史命运的真实缩影。他的诗对社会，对人生发出了那么多痛苦的“倔强的疑问”，但终其一生他都拒绝认识能解释这些疑问的光辉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I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他的悲剧，过去和现在都是那些企图使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的深刻的鉴戒。

　　(《论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道路》，张大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