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青的现代诗人和诗艺原型意义

　　论艾青的现代诗人和诗艺原型意义

　　当苦难的雪厚厚地堆积在中国的土地上，面对黑暗与光明、现实与理想、个人与国家，使得每一个正直而又深沉的灵魂变得复杂起来———在我们面对艾青

　　这个人们一般认为是很“纯粹”的诗人的诗论与诗歌时，分明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他的诗论中，随时可以找到标准的革命现实主义式的论述，但同时又明显回

　　响着一种真正的红色文论中难以找到的、在当时肯定是不大协调的声音，后者在今天看来却也意味深长，这就是对于诗歌、对于语言本身的也许并非完全自觉

　　的“危险的”强调。但恰恰是这些并非自觉的、艰难的努力和坚持，终究使得艾青在一种典型的巨大悖论中保持了厚实的艺术品质。对于既非常接近于诗意与艺

　　术化的境界、但又是它们的完全的对立面的中国现代史上的那种历史境遇和历史追求，艾青代表了诗人和诗歌面对和处置历史的一种典型方式，因而具有中国现代诗人和诗艺的某种原型意义。但这种原型意义并非是出于任何神秘的因素，而是因为艾青和他的诗歌，体现了中国现代诗人和诗歌的典型的历史命运和历史遭遇。

　　艾青的经历为人们所熟知：他是城市和富裕的弃儿，却以苦难和悲惨的农村为乳母。艾青从小喜欢艺术，具有一颗充满艺术热度的、燃烧着的心灵：

　　像艾青这样具有“忧郁”性格的人，如果“转入内心世界”，似乎是一条通往里尔克式的诗人的道路，然而“如果你眼光向外看，希望从外界获得对一些问题的

　　解答，这一可贵的过程就会受到最猛烈的冲击”。作为具备诗人气质但又很早就“受到民主思想的冲击”的艾青来说，在黎明还未到来的黑暗中，为了艺术、也

　　为了现实而燃烧也是不足为怪的。

　　诗人对于语言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执迷。就是在这里，艾青的诗论产生了其言说理路的断裂：这种断裂是“认识”与美学、“形象”与语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生活”与自我的断裂。当然在更多的时候和更多的情况下，其诗论是在二者之间犹疑不决。人们必须在叠加着乌托邦的太阳和语言的天火的迷离恍惚

　　的斑驳光影中，去寻找那歧路彷徨的诗学理路。通过艾青诗论中那犹豫不定、时时自相矛盾的闪烁言辞，人们可以看到，艾青通过他作为出色诗人的体验分明

　　地感觉到诗性就在于语言：“诗与散文在体裁上的分歧点，是在语言的气氛，语言的格调，语言的构造，和语言的简约与精炼的程度差别上开始的”。诗性不外在于语言，诗性就在阅读者对语言本身的微妙细腻的体验之中在场。通过语言这一外在的、被动的工具去表达所谓的形象、意象，再进而通过形象或意象表达它们背后的情感或诗意，这是中西方都有的一种关于语言的神话。

　　受到现代主义洗礼的艾青，明确地表示他不喜欢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而欣赏带着明澈的理智和复杂感情的凡尔哈仑的诗歌。诗“不要满足于捕捉感觉”，而要“用明确的理性去防止诗陷入纯感情的稚气里”，诗人要把感觉与思想理性融合起来，使诗在“一定的规律里自由或奔放”。因此，像波德莱尔一样，做诗在艾青那里有着体力劳动般的艰辛：“……诗人必须为创造语言而有所冒险……”，字与字、词与词、句子与句子，诗人要具有衡量它们轻重的能力”，“假如我们没有把文字重新配置，重新组织，没有把语句重新构造，重新排列；假如我们没有以自己的努力去重新发现世界，发现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制造一首诗”。

　　总之，艾青的诗歌，由于弥合了像“Orange”一样燃烧的诗人的心灵的太阳和红通通的乌托邦的太阳，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深沉、忧郁、神秘的美；艾青的诗论却在种种歧义、断裂、矛盾的犹疑彷徨中讲述着诗歌的某种命运，在化石般支离破碎的言路裂隙中，透出某种诗歌的本质之光。然而，正如前面讲过的，它们不仅没有因为自身中的悖论性因素丧失其厚重的美学品质，而且具有某种社会性范例和历史标本意义，长久地引人深思和耐人寻味。

　　(《理论与现代化》，张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