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东流去》对李凖以往作品的超越

　　李凖是一位在全国享有盛誉的当代著名作家和电影剧作家，1953年他因发表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而声名鹊起，之后又相继发表小说《冰消雪融》《孟广泰老头》《农忙五月天》《耕耘记》和电影剧本《老兵新传》《龙马精神》《李双双》《大河奔流》等作品，在全国读者和当代影坛之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84年李凖创作完成的《黄河东流去》，不仅实现了他思想和艺术上的追求，而且使其达到了自己创作的巅峰，同时也使他登上了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

　　纵观李凖的以往作品，大都“紧合着时代的节拍，给文坛带来一阵兴奋和激动”，而且“相当生动地完整地和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广大农村中几年来所经历的无比激烈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基本进程”，正因为如此，评论家孙荪认为李凖是 “继赵树理之后，以短篇小说形式描绘农村生活、刻画农民心理的一位能手”。

　　李凖对自己以往创作的总体感悟，诚如他在谈到他创作《不能走那条路》所体会的那样：“现在回想起来当时(1953年)能够在生活中提出那个问题(两条道路的问题)，倒不是先从人物性格和肖像考虑起，主要的是在生活中看到一些问题。我记得在写那篇作品以前，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和斯大林关于农民道路的一些论著，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一直到现在，我在党教导下，尽量多学些毛主席的著作。这不单是能够帮助认识生活、提高思想，而且也能够把自己的革命感情培养得饱满高尚一些，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庸俗自安的人。”由之可见，学习、领悟与汲取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无产阶级领袖的经典著作精神，并以文学与当时政治形势的接榫来实现文学对社会重要问题的形象展示与思考，既是李凖以往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又是他以往小说叙事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而李凖当时的创作也佐证了他的这一艺术特征。除了在《不能走那条路》中针对互助组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提出以宋老定为代表的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农民在公私两条道路上，应坚持走互助合作的集体道路之外，他还在《李双双小传》中通过刻画李双双这一形象而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集体生活点赞；而他的《雨》《农忙五月天》《陈桥渡口》等作品，基本上也是为解决合作化过程中某个特定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而写作，并且在体裁、内容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更为甚者，1976年李凖在创作《大河奔流》时本想“拿出一部同当时独霸文坛的帮派文艺不一样的变味的作品来”，但最终《大河奔流》还是演变成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过程的生硬形象展示。

　　与以往这些创作不同，《黄河东流去》是作家多次深入黄泛区蹲点采风，历时6年(1978—1984)写成的长篇小说。该小说以国民党军队为阻滞日军南下，炸开河南境内黄河花园口大坝造成一千多万黄泛区难民流离失所为主要情节，以赤阳岗村的李麦、王跑、蓝五等7个家庭的主要成员流亡逃荒为叙事线索，形象地描绘了赤阳岗村难民在洪灾中背井离乡，历时8年从失去家园到重建家园的血泪史、抗争史和奋斗史，以及洪灾中其他不同阶级和阶层人物命运的变迁史。

　　《黄河东流去》不仅写出了国民党军队“以水代兵”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坝阻滞日军南下的荒谬性，而且还写出了中华民族在史无前例的人为灾难面前为生存、延续、发展下去所具有的自强不息、自我牺牲、谦恭礼让、坚贞忠诚等文化品格与精神动力。而这种文化品格和精神动力，不是通过生硬的道德说教和简易的政策图解展现出来的，而是通过《黄河东流去》中睿智的徐秋斋、让人忍俊不禁的四圈、智勇双全的李麦、情深意重的梁晴，还有忠贞不渝的雪梅、因循守旧的春义、固土守旧的长松、怯懦胆小的彦生、泼辣大胆的爱爱等人物形象本身的言行举止自然流淌出来的，是让读者发至内心地感受得到的。诚如李凖在《黄河东流去》“开头的话”中所写的那样“在这本小说的人物塑造上，我也作了一些探索。那就是‘生活里是什么样就怎么样’。‘十年一觉扬州梦’，我绝不再拔高或故意压低人物了。但我塑造这些人物并不是自然主义的苍白照相，她‘美于生活’、‘真于生活’”。可见，《黄河东流去》是作家总结以往创作利弊得失之后，融自己生活积淀、情感酝酿和文学思考于一体的集大成之作。

　　《黄河东流去》对李凖以往作品的超越，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生动性和真实性上，同时还表现在该作品题材内容的丰富性和文化意蕴的深厚性上。李凖认为：“小说是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中显出民族的生活风貌和精神风貌，我实际上把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镇和乡村都写了，我力图展现出半个中国的生活相。我相信，能够写好就等于中国特定时期的百科全书。这书约略算来，共有98个人物，其中30多个有头有脸的，7个家庭30多口子，我是希图把他们真实地写出来。”于是，在《黄河东流去》中，作家就在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阶级矛盾、民族战争、思想观念等的对立冲突中，完成了对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如冒着生命危险为赤阳岗全体村民传递鬼子渡过黄河消息的海天亮；当众揭穿海骡子和陆胡理的阴谋，唤醒乡亲们不给日本人当苦力的李麦；智斗地方军阀褚元海，集智慧、狡黠、无私于一身的徐秋斋；主动卖身换回钱和粮食让亲人生存下来的嫦娥；不顾无赖官员孙楚庭的威胁、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雪梅，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或无私、或勇敢、或智慧、或大义……他们种种感人行径背后体现出来的战胜灾难与死亡、贫困和邪恶、离间和猜忌的精神和勇气，成为支持所有难民生存下去的精神寄托和动力之源。

　　透过《黄河东流去》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和他们在洪灾面前生活与命运的变迁，作家不仅考量了中华民族抵御灾难的意志力、生命力和凝聚力，而且还借助民族资本家在西安、宝鸡等地通过战争和灾荒大发国难财，日本侵略者及汉奸在中国东北榨取劳动力，以嫦娥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由破产而沦为工人的悲惨境遇等情节，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予以全景式观照和扫描，使小说在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同时，还具有了社会学价值。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小说中智取驴价、大闹盐行、水上婚礼、劝婚退嫁等情节和海长松、海春义、海老清等人物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浓厚乡土情结和怀旧意识，不仅表现出他们农民式的智慧与幽默，还体现出中原文化因循守旧、封闭保守、固执落后和封建宗法思想的局限性，而李麦、陈柱子、凤英等人物因时而异和因势而变的人生轨迹，则体现出中原文化善于变通的现代意识。很显然，只要把上述人物所具有的文化意蕴与李凖其他作品人物性格进行简单对比，就会发现《黄河东流去》无论是在人物性格的多义性、独特性、真实性还是深刻性等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作品对灾民在洪灾迁徙途中不同地域方言习语和风土人情的描写，不仅为人物形象的生成提供了真实的社会生态语境，而且还为《黄河东流去》的内容增加了丰赡性。

　　正是由于《黄河东流去》中诸多“这一个”人物形象的多元立体性格特征和深厚文化意蕴，取代了李凖以往小说中那些较为概念化和平面化的人物形象，从而使《黄河东流去》典型人物的丰满度、情感的真实度、审美的丰盈度都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不仅突破了李凖过去文学创作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治窠臼和局限，而且“洗尽了李凖前期文学创作为配合政治而涂抹的铅华，这种迥异于政治视角的大文化视角使文学的反映从广度和深度都更接近历史和生活本身”。而这才真正是《黄河东流去》超越其他作品，能够打动、感染与激励读者的重要原因之所在。而《黄河东流去》之于李凖小说的价值与地位，也诚如李凖自己所讲：“这部书，是借助别人的琵琶曲子，运用低调(与从前的流行高调比起来是低调)，真挚地唱出我们民族的信心，送给人们一个信息，告诉人们：我们的民族不仅有土地，有物产，不仅人口众多，而且有最宝贵的东西：高尚的民族精神。任何性质和任何强度的劫难都不能使它一蹶不振，它永远可以凭借自己内在的活力战胜一切困难而生存下去，繁衍下去，强盛下去。”

　　李凖创作《黄河东流去》是要把我们这个民族在伦理、道德、品质、思想、情感以至整个精神领域中的特点揭示出来，从而测量一下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蕴藏着多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进而找到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孙荪语)小说不仅以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明的人物性格、丰富的文化意蕴实现了他小说创作模式与风格的转变，而且更以其深邃思想和高超艺术价值，实现了《黄河东流去》“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的创作主旨，并最终完成了作家对自我和文学创作的双重突破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