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都是东南西北人——琐忆九叶诗人唐祈先生
2001年8月7日,诗歌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
李劼人(1890一1962)从1935年起创作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初版于30年代,解放后重写,到1963年出版1一4部)。这三部长篇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以深广的历史长卷,深组浓郁的时代气氛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一社会场景三部曲的历史品格,首先表现在社会场景的真实描绘上。《死水微澜》以成都近郊天回镇兴顺号女主人蔡大嫂的性爱纠葛为主线,显示出庚子事变前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
二风俗场景三部曲也不是一般政治史的演义,而是在历史长卷中包含着《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场景。作者在谈到《大波》的创作时这样说道:“你写政治上的变革,你能不写生活上、思想上的变革么?你写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你又能不写当时政治、经济的脉动么?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的确,作者是把风俗场景作为时代全貌的有机组成部分来予以描写的。在作品里,由风土人情构成的风俗场景提供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风俗场景的变换也是历史变迁的标志。成都的皇城,唐代本为节度使府,前后蜀辟为宫室苑圃,宋元废纪荒芜,明代为蜀王的藩王府,张献忠辟为大西国皇宫,清康熙年间,改建成考试的贡院,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成为一个百戏杂陈、无奇不有的场所,后借此来开办学堂,再后成为庆祝革命成功的会场,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部皇城沿革史,仿佛千余年历史的缩影。成都的戏园开始于1906年吴碧澄设于忠烈祠北街的咏袁茶社(可园),此前只有逢年过节由会馆主办的连台本戏。因而,《暴风雨前》只有江南会馆里的名旦演出与新泰厚票号的堂会,《大波》则写到戏园里的“京班”的演出,既显示出新政的一点业绩,也通过人物的活动及其感受反映出新的气象—戏园已成为编织情网的好去处。像三部曲里罗歪嘴与蔡大嫂、郝又三、吴金廷与伍大嫂、黄太太与楚用等那样开放,到底得益于西风的东渐。日常生活起居,如照明的工具从菜油灯到洋油灯,留影的方式从画像到照相,也传达出历史进步的信息。再如作息时间,往昔成都人以总督衙门头门外的醒炮、起更炮等炮声为准则,反映了专制统治对社会生活无孔不人的渗透;1905年开办誓察后取消夜禁,机器局上下工的汽笛开始成为相当标准的报时,待保路风潮起来后,放炮报时完全取消。百姓日常生活减少了一些整齐划一、刻板沉闷,多了一些个性色彩、自由活泼。风俗场景除了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之外,也自有其丰富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如吃,城市里有官绅之家名目典雅的丰盛宴席,乡镇上有赶场日子红红火火的红锅饭铺,四城门外有专门卖给一般穷人乞丐的“十二象,”为了庆祝成都独立,皇城被允许人们进去参观的短短几天,成都人就把那里变成了小吃的天堂:凉粉担子、筱面担子、抄手担子、蒸蒸糕担子、豆腐酪担子、鸡丝油花担子、马蹄糕担子、素面甜水面担子、茶汤摊子、鸡酒摊子、油茶摊子、烧腊卤菜摊子、蒜羊血摊子、虾羹汤汤、鸡丝豆花摊子、牛舌酥锅块摊子,此外还有卖各种零食的篮子,瓜子花生自不必说,另有糖酥核桃、橘子青果、糖炒板栗、黄豆米酥芝麻糕、白糖蒸模、三河场姜糖、熟油辣子大头菜、红油离笋片等等,独立后人们的兴奋心情可见一斑,也表现出成都小吃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再如衣与行,清末官服,新娘子妆,当时时兴衣着的衣料、色彩、款式,出行所乘的拐子轿等,又如生育送至亲好友报喜的红蛋,小硷、大硷、成服、葬礼,中元祀祖烧袱子,正月牌坊灯,青羊宫花会等民俗活动,以及乡镇的猪市、米市、家禽市、家畜市、沿街摆设杂货摊的小市,等等,都具有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作者尤其对几乎每一条街都有的茶铺格外青睐,描写了大小不等、布局相异、家什茶具、吃茶方式各有千秋的种种茶铺,并不避冗赘地介绍了茶铺的多种功能:一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二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三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坐在茶铺里,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也可以借那个地方剃头、修脸、打发辫,还可以听隔座闲谈,消磨时光。
李劫人对四川的风土人情怀有简直超乎血缘关系之上的亲情。成都平原的秋夜景色与冬日景色的描写,洋溢出浓郁的乡情。青羊宫等名胜古迹的描写,流露出作者对四川的挚爱与熟称。写同志军四处蜂起之际,他都忘不了忙里偷闲写上一笔麻婆豆腐的来历。作者写三部曲,不仅是为了记下历史的轨迹,而且是为了慰藉乡情。他对家乡的一切,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社会心态所反映的国民性弊端是作者关注的重要方面。
(《论李劼人的三部曲》, 秦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