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劼人的三部曲

　　李劼人(1890一1962)从1935年起创作了三个连续性的长篇《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初版于30年代，解放后重写，到1963年出版1一4部)。这三部长篇小说都以作者的故乡四川为背景，以深广的历史长卷，深组浓郁的时代气氛和鲜明的地方色彩。一社会场景三部曲的历史品格，首先表现在社会场景的真实描绘上。《死水微澜》以成都近郊天回镇兴顺号女主人蔡大嫂的性爱纠葛为主线，显示出庚子事变前后中国社会的重大变迁。

　　二风俗场景三部曲也不是一般政治史的演义，而是在历史长卷中包含着《清明上河图》式的风俗场景。作者在谈到《大波》的创作时这样说道：“你写政治上的变革，你能不写生活上、思想上的变革么？你写生活上、思想上的脉动，你又能不写当时政治、经济的脉动么？必须尽力写出时代的全貌，别人也才能由你的笔，了解到当时历史的真实。”的确，作者是把风俗场景作为时代全貌的有机组成部分来予以描写的。在作品里，由风土人情构成的风俗场景提供了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风俗场景的变换也是历史变迁的标志。成都的皇城，唐代本为节度使府，前后蜀辟为宫室苑圃，宋元废纪荒芜，明代为蜀王的藩王府，张献忠辟为大西国皇宫，清康熙年间，改建成考试的贡院，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成为一个百戏杂陈、无奇不有的场所，后借此来开办学堂，再后成为庆祝革命成功的会场，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一部皇城沿革史，仿佛千余年历史的缩影。成都的戏园开始于1906年吴碧澄设于忠烈祠北街的咏袁茶社(可园)，此前只有逢年过节由会馆主办的连台本戏。因而，《暴风雨前》只有江南会馆里的名旦演出与新泰厚票号的堂会，《大波》则写到戏园里的“京班”的演出，既显示出新政的一点业绩，也通过人物的活动及其感受反映出新的气象—戏园已成为编织情网的好去处。像三部曲里罗歪嘴与蔡大嫂、郝又三、吴金廷与伍大嫂、黄太太与楚用等那样开放，到底得益于西风的东渐。日常生活起居，如照明的工具从菜油灯到洋油灯，留影的方式从画像到照相，也传达出历史进步的信息。再如作息时间，往昔成都人以总督衙门头门外的醒炮、起更炮等炮声为准则，反映了专制统治对社会生活无孔不人的渗透；1905年开办誓察后取消夜禁，机器局上下工的汽笛开始成为相当标准的报时，待保路风潮起来后，放炮报时完全取消。百姓日常生活减少了一些整齐划一、刻板沉闷，多了一些个性色彩、自由活泼。风俗场景除了社会意义与历史价值之外，也自有其丰富的文化意义与审美价值。如吃，城市里有官绅之家名目典雅的丰盛宴席，乡镇上有赶场日子红红火火的红锅饭铺，四城门外有专门卖给一般穷人乞丐的“十二象，”为了庆祝成都独立，皇城被允许人们进去参观的短短几天，成都人就把那里变成了小吃的天堂：凉粉担子、筱面担子、抄手担子、蒸蒸糕担子、豆腐酪担子、鸡丝油花担子、马蹄糕担子、素面甜水面担子、茶汤摊子、鸡酒摊子、油茶摊子、烧腊卤菜摊子、蒜羊血摊子、虾羹汤汤、鸡丝豆花摊子、牛舌酥锅块摊子，此外还有卖各种零食的篮子，瓜子花生自不必说，另有糖酥核桃、橘子青果、糖炒板栗、黄豆米酥芝麻糕、白糖蒸模、三河场姜糖、熟油辣子大头菜、红油离笋片等等，独立后人们的兴奋心情可见一斑，也表现出成都小吃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再如衣与行，清末官服，新娘子妆，当时时兴衣着的衣料、色彩、款式，出行所乘的拐子轿等，又如生育送至亲好友报喜的红蛋，小硷、大硷、成服、葬礼，中元祀祖烧袱子，正月牌坊灯，青羊宫花会等民俗活动，以及乡镇的猪市、米市、家禽市、家畜市、沿街摆设杂货摊的小市，等等，都具有史料价值与审美价值。作者尤其对几乎每一条街都有的茶铺格外青睐，描写了大小不等、布局相异、家什茶具、吃茶方式各有千秋的种种茶铺，并不避冗赘地介绍了茶铺的多种功能：一是各业交易的市场；二是集会和评理的场所；三是普遍地作为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坐在茶铺里，可以无拘无束地畅谈，也可以借那个地方剃头、修脸、打发辫，还可以听隔座闲谈，消磨时光。

　　李劫人对四川的风土人情怀有简直超乎血缘关系之上的亲情。成都平原的秋夜景色与冬日景色的描写，洋溢出浓郁的乡情。青羊宫等名胜古迹的描写，流露出作者对四川的挚爱与熟称。写同志军四处蜂起之际，他都忘不了忙里偷闲写上一笔麻婆豆腐的来历。作者写三部曲，不仅是为了记下历史的轨迹，而且是为了慰藉乡情。他对家乡的一切，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社会心态所反映的国民性弊端是作者关注的重要方面。

　　(《论李劼人的三部曲》， 秦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