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哀与李健吾的现代喜剧创作

　　李健吾是我国著名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专家，他的莫里哀喜剧翻译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同时，他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知名的现代喜剧作家，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中国风俗喜剧佳作。但他在20 世纪30 － 40 年代创作的喜剧作品，如《以身作则》和《新学究》，往往被人称作是“莫氏喜剧”，认为它们是莫里哀喜剧的中国摹本。不可否认，喜剧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后进的一翼，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欧洲的风俗喜剧。但李健吾的现代喜剧创作已经超越了对莫里哀喜剧的简单模仿，用“莫氏喜剧”的标签易于使人忽略其内在的喜剧品格，如果将李健吾的现代喜剧作品还原到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会发现“莫氏喜剧”的外表之下实际上包蕴着一种熔铸了外来喜剧影响和本土文化传统的独特审美存在。

　　20 世纪30 年代李健吾从法国留学归来之后，创作了一系列的喜剧作品。他此前的剧作多具有悲剧色彩，1934 年春创作的《这不过是春天》是他的第一部喜剧作品。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它是“悲剧”，但这种“内悲外喜”的特点恰恰符合中国评论界对于莫里哀喜剧的认知和理解。这出略带忧伤的喜剧，或者说略带喜剧色彩的悲剧，塑造了一个性格复杂的厅长夫人的形象。可以说，李健吾一出手便有了相当成熟的喜剧，这出喜剧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性格喜剧的类型。

　　1936 年1 月，李健吾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以身作则》这出三幕喜剧，属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 辑。他在书中标注了“后记”的写作日期： 1936 年1 月10 日，由此推想这部喜剧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后记所署的时间之前。李健吾晚年在其自传中，提到《以身作则》在重庆和上海的演出情况，却没有交代此剧的写作背景。1935 年8 月，李健吾离京赴沪，任上海暨南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除去上课之外，李健吾平时深居简出，伏案写作。很有可能《以身作则》创作于他定居上海之后。这个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并不复杂： 地点发生在华北某县城内，一位地方乡绅徐守清有一子一女，他经常以道学教条和封建伦理来要求子女。一位前来县城驻扎的年轻营长方义生爱上了徐守清的女儿玉贞小姐，在马夫宝善的帮助下，假装成医生混入徐家。王婆介绍了一位年轻寡妇张妈给徐家做佣人，满口仁义道德的徐守清对她垂涎三尺，但最终张妈宁愿选择马夫宝善，也不选择这个虚伪的前清举人。方义生的身份最后被徐守清的外甥揭穿，徐守清不得已答应了他和自己女儿的婚事，但要求方义生处罚马夫宝善50 军棍。

　　1937 年4 月，李健吾继续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三幕喜剧《新学究》，这一剧作属于“文学丛刊”的第4 辑。李健吾既没有写作前言后记，在此后的各种文章中也没有提及过这部喜剧，甚至在1981年写作的自传中也讳莫如深。徐士瑚认为《新学究》的写作时间是在1937 年1 月，徐士瑚和李健吾是山西同乡，又是清华时期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因此即使在徐士瑚并未给出理由的情况下，这一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但王为民、祁忠写作的李健吾评传却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 由于《新学究》引起了清华某位教授的猜忌，所以李健吾失去了回母校任教的机会，所以才举家南迁上海。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新学究》的创作时间当在1935 年8 月李健吾南迁之前，可能还早于《以身作则》的写作。这位“清华某教授”，在唐振常看来，是吴宓( 雨僧)先生。他说：此事( 指毛彦文嫁给熊希龄一事) 大伤先生之心，更感孤独。先生的学生、剧作家李健吾，以此事写成话剧《新学究》，从而嘲讽之。先生确乎有新学究之气，但我以为做此事有失忠厚之道，更非先生所应为。1946 年，在上海我偶然对李健吾先生言及此意，李先生仍不无自得，说他很了解雨僧先生。嘲弄老师的痛苦，实在是并不了解老师。鉴于李健吾在公开场合一直对此剧保持缄默，所以唐振常的说法也有待考证。但不管《以身作则》和《新学究》孰先孰后，都被研究者当作“莫氏喜剧”来看待。作家师陀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1937年9 月，李健吾和他在李家书房的谈话，谈话是在莎士比亚和莫里哀、杜工部和元明戏曲等众多书籍的包围中进行的。由此可见，1937 年左右，莫里哀喜剧在李健吾书房是占据一席之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