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长篇小说中浸润的人性之光

　　老舍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信奉人之初的性善论，肯定人性之美，总把人物放置在一个充满欲望的环境中，看人性之美慢慢枯萎直至凋谢。老舍设定的生存状态是“努力追求人类的欲望与理性的平衡”，但是这种生存状态总是受到来自现实和人自身欲望不可抑制的挑战。欲望与理性发生冲突，老舍用理性限制人性的某种“欲求”，其中也反映了人性的光辉，那就是老舍在长篇小说中对人性的思考和追求。

　　一、欲求与节制同在

　　贫穷、饥饿是老舍长篇小说的主调，侧重从生存的角度去描写普通市民的辛酸经历，极其关注他们的物质欲望和现实生存状况，也致力探索自己对人性的认知。

　　老舍把《四世同堂》故事发展的高潮定位为饥荒主题在长篇小说里描写的这些生存世态，贫困和饥饿是穷人难以逾越的坎。极度贫困和精神幻灭犹如一把双刃剑，把穷人逼向毁灭的深渊。老舍把人物置于艰难的生存世态中，出于人性本能的求生欲望却显得苍白无力。当人被“物欲”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不仅丧失人性最宝贵的东西，更把自己推向痛苦的深渊。

　　这种抗争与矛盾，还表现在老舍对世态、人情的描述，适时出现的“富有人情味”的好人，才能表达老舍内心的“仁义”。这与老舍童年的经历分不开。老舍九岁还不识字，遇到宗月大师，资助老舍读书，改变了老舍一生。宗月大师乐善好施，变卖自己房产和铺店，放粮放钱救苦救难，尽管老舍不认同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即使我同他辩论，我也不会得胜，人情是往往能战败理智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引领我向善”这段经历是老舍精神世界“仁义”的根源。在老舍的人生观中，人的自然本性一旦冲破了道德底线，被膨胀的私欲腐化，本性就会蜕变，扭曲的人性会导致传统道德观念的颠覆。所以，人性不可能是至纯至善的，理性地认识人性的善恶并直面自己的灵魂，会在人性化自由上更进一步。诚然，生存环境的艰难并不能磨灭人性之美，曹先生“富有人情味”的人物使老舍的小说闪烁着人性光辉和感动的力量。

　　二、压抑与放纵共生

　　老舍长篇小说作品中的爱情总是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哀伤：有两情相悦，没有终成眷属；有白头到老，没有相濡以沫。在《骆驼祥子》中“爱与不爱，穷人得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某种程度上代表老舍对爱情的看法，也是小说中爱情的原生态。弗洛伊德提出遵循“快乐原则”行事，让本我、自我、超我相互作用。可在老舍的爱情形态里穷人太过“自我”，他们的悲剧无疑是人性的悲剧，是人性本应得到的正常欲望满足而不得的悲剧。富人过于“本我”，失去了欲望与理性的平衡，最后只能淹没在“欲”流之中。

　　老舍小说中的爱欲、物欲相交，没有纠缠。穷人的“理智”是压抑自我的结果，富人的放纵是“欲望”的膨胀，情成了陪葬品。感情的灰飞烟灭是人对现实欲望渴求的必然，老舍想要诉说每个相爱的人在各种爱欲、物欲、性欲中迷失了方向，情如流水，一去不回，而人性在欲的观照下不堪一击。徐德明说，两性关系中“占有”这个观念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一种阶级的爱情观念，即资产阶级的“占有”观念。从爱情的道德伦理上讲，双方不应该是“占有”和“反占有”，由于社会上层不能正确给予对方平等权利或认真对待感情，只剩下赤裸裸的性爱“占有”。老舍小说中穷人只能远远望着爱情，哪怕受到上帝的青睐，首先要想的是“面包”；富人却认为爱情就是一场游戏。“特别是资产阶级把两性关系视为一种个人享乐和游戏。

　　婚姻中的“苟且之爱”。老舍小说中，婚姻大多只是一种形式，跟情爱无关。老舍小说中不管是相爱中的“等待”、性爱中的“占有”还是婚姻中的“苟且之爱”都显现社会现实和社会制度对人性欲望的重重桎梏。穷人的爱情总是躲躲藏藏，内心却无时无刻不受到情感的煎熬，简单的物质欲望永远是爱情的死结，压抑成为相爱之人的常态；富人对待爱情是那么游刃有余，可以有肌肤之亲，却没有真爱，可以结婚也可以一走了之。爱情没有一席之地，放纵、游戏成为他们对待感情的唯一方式。不论穷人还是富人所遇到的感情悲剧，都是把自己限定在所谓的现实社会身份中去选择和逃避。

　　老舍小说的情爱世界中唯一的喜剧出现在《四世同堂》中。这缺少浪漫和传奇色彩且不引人注意的恋爱故事，折射当时老舍的理想爱情形态，两个相爱的人有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才能携手走完一生。

　　三、变性和不变性共存

　　老舍在《热爱今天》中说：“作品首重人物⋯⋯对话虽是我想象出来的，可是多少能够表现一点他们的性格。抓住性格，人物就容易发展了。人物怎么作事比作了什么事更为重要。怎么作事是与性格密切相关的。”老舍常常将小说叙事背景放在北平，小说人物性格必定具有国民性格特征。正如老舍所说“谁也不能否认文化深厚的力量，而一脚把它踹开：谁也不应把这些美德与恶德一起铲除，毫无选择，该保留的东西不能因为它陈旧了一些就扔掉。”通过小说人物前后性格的变化，表现哪些美德应该保留、哪些恶德应该丢弃。作品中一成不变地描写人物性格具有国民性格，人物性格的“变”始终围绕旧中国当时社会环境来写，有的是在对比中西方差距后思想意识自觉的变化，有的是参加革命斗争后觉悟的提升变化，有的是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下堕落毁灭的变化，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老舍在小说中最大范围肯定了描写人物性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仁化人格，也就是所弘扬的传统美德。美德是个人内省内修之基本准绳，弘扬真善美的人性之美是华夏民族和社会的价值内核。老舍认为人性本身是善的，这源于他所受的仁化人格和基督的爱与宽容的思想影响。老舍在儒家“仁”文化的影响下，塑造的小说人物具有仁厚和仁爱的性格。老舍的小说既有浓郁的仁爱意识，叉带有人性善的思想。在他笔下的善良人物，在黑暗社会现实的压迫和人情世态的冷漠下造成性格畸变，说明社会环境对人性的泯灭。

　　其次，用中国人性格的“变”化与传统国人性格的“不变”来批判国人性格劣根及文化诟病。九海外学习、教书的经历，使老舍清楚地看到中国国民性格劣势。在他的同一部小__说作品中，通过一个传统中国人和另一个受过西方思想影响中国人的两人性格对比，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碰撞火花，这碰撞中让我们找到了民族的“恶德”。

　　最后，老舍通过对受过中西文化侵染的中国人性格对比，看清积淀在传统国人思想深处的病症所在，深情呼唤民族人民的觉醒。《四世同堂》中描写了老一辈的祁老爷墨守成规和参加革命的钱默吟觉醒。祁老爷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在他的身上无不带着北平文化的记号。北平自古就受到异族的入侵，“从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清到八国联军，无不在这片黄土上攻城略地、奸淫烧杀。由于每次异族入侵，都几乎是以征服者的暴力获胜与被征服者沦为奴隶结束，这在北平人心态的历史积因中大大强化了顺民性格与奴性特征。”抗日战争时期，白巡长和日本宪兵来家盘查抓捕人，祁老人和蔼的笑脸相迎请他们进屋喝茶。自己重孙被院里一号住的日本小孩欺凌后，祁老人想的还是“他应当领着重孙到一号去道歉。”即使自己儿子天佑被日本人逼死了，“只感到家中少了一个人”。钱默吟向来不问国家大事，有着顺民性格与奴性特征。家破人亡后，将儿媳和年幼的孙子托给金三爷时，只是“我有办法”不敢说明自己决定参加抗日，自觉意识开始发展。在教导桐芳刺杀日本人失败后，开始意识到应该主动、有计划地组织参加抗日活动。老舍长篇小说背景始终在城市。本性在欲望中矛盾挣扎，不仅指出人性悲剧的根源是不可抑制的欲望膨胀，冲跨了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在于他作了进一步探讨。悲剧在于人性本身，那么人应该怎么摆脱命运的纠缠，拯救自己？这是老舍真正关心的问题。《四世同堂》中的韵梅是老舍笔下的理想女性类型，“克己尽责”使她能够自如应付周围事物，且受到周围人们的喜欢。在此可以看出，人首先要面对现实，客观克制人类欲望并理性分析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他希望通过“克己”达到人的理智状态，这种带有老舍式“骨气”的理性也是在当时生存世态的理想生存方式。小说中最让人喜爱和同情的人物小福子，天生纯朴善良，老舍最后意味深长地安排她安静而温和地挂在树林里。老舍深受后启蒙时代的欧洲人对生存意义的普遍看法“活着就是得到愉悦和减少痛苦”，由此可看出小福子的死，不仅是对于自己是灵魂自救，更是对深陷“欲”之沼泽的爱她的人来说，是一种人性的呼唤和灵魂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