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的艺术成就

　　老舍

　　老舍(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的一个贫民家庭，在大杂院里度过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非常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于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这种阅历有利于他日后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他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在二三十年代，他始终与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常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他常常试图在创作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去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1924 年之后五年旅居英国的生活，打开了他的眼界，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的兴趣。1926

　　年写成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接着又创作了另二部长篇《赵子曰》(1926

　　年)与《二马》(1929 年)，1930年回国，到30年代中期，其创作进入鼎盛时期。此间最出色的作品是《骆驼祥子》(1936年)，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此外，还贡献了《猫城记》(1932年)、《离婚》(1933年)、《牛天赐传》(1936年)等长篇巨制，《我这一辈子》等中篇小说，以及《继魂枪》、《月牙儿》、《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把老舍卷进了时代的洪流，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老舍曾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投身抗战文艺工作。40年代他的最主要的长篇小说是《四世同堂》。五六十年代还继续写作，最成功的作品有话剧《茶馆》(1957年)和小说《正红旗下》(1961-1962年，未完成)。老舍是多产作家，一生共写了一千多篇(部)作品，约七八百万字。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他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能提高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来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的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老舍的作品在中国现代小说艺术发展中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与茅盾、巴金的长篇创作一起，构成现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三大高峰。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格。老舍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的“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独具一格。老舍是“京味小说” 的源头。老舍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

　　文化批判中的市民世界；

　　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老舍这样执著地描写“城与人”的关系，他用众多小说构筑了一个广大的“市民世界”，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所有方面，显示了老舍对这一阶层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老舍在观察表现市民社会时，所采取的角度是独特的。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通常对现实社会作阶级剖析的方法不同，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

　　《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在老舍笔下除了老派、新派与理想市民几种形象系列，还有一种属于城市底层的贫民形象系列，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的位置。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如果说在对老派市民与新派市民的描写中，通俗喜剧的色彩往往构成主调，那么，刻画城市贫民形象的作品就更具有浓烈的悲剧性。《骆驼祥子》就是写城市贫民悲剧命运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在老舍全部创作中是一座高峰。

　　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

　　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所注入的文化趣味。老舍用“官样”一语来概括北京文化特征，包括讲究体面、排场、气派，追求精巧的“生活艺术”；讲究礼仪，固守养老抚幼的老“规矩”；性格的懒散，苟安，谦和，温厚与懦弱等等。这类“北京文化”的“精魂”渗透于老舍作品的人物刻画、习俗的描绘、气氛的渲染之中。老舍作品处处写到礼仪，礼仪既是北京人的风习，亦是北京人的气质。在语言方面，他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同时又在俗白中追求讲究、精致的美。老舍称得上“语言大师”，他在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上，有着突出的贡献。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