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的“乡村寓言”

　　具有厚重深沉文化底蕴的黄土地养育了一代文学大师柳青，他以浓郁的乡村书写回报了这方热土。几经辗转，柳青毅然到长安乡间扎根，由此，陕西农村和农民生活自然成了他取之不竭的创作之源。他倾力抒写着中国的乡村故事，并用文学作品建构了耐人寻味的“乡村寓言”。

　　一般来说，寓言指假借某个故事来说明一个道理，常带有劝诫或讽刺的意味。本文所说柳青的“乡村寓言”，意指其乡村叙事带有的“寓言性”，具体包含其通过平凡的乡村故事来提升文本的深刻寓意或哲学内涵。陕北和关中一带八百里秦川的雄浑和质朴，粗犷与细腻，俏丽又豪放的农村风光以及勤劳善良、坚韧执著抑或自私狭隘、阴暗卑琐的农民形象是柳青反复书写的对象。在这些朴实的乡村作品描写中，柳青摆脱了“主观情绪”的渗透，他尽量隐蔽“自我”，让自己变成一个乡村生活的歌者智者，在作品中尽力演绎他的乡村寓意。雷·韦勒克曾在他的《文学理论》中阐释了“个体艺术世界”——“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世界”。作为土生土长的陕西人，柳青的乡村“故事群”就是他的经验世界呈现，展示的是其熟悉的独特世界。几十年来，柳青的农村题材创作一直深深吸引着读者，这主要得益于他擅长以恢弘的史诗性作品传达出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在表层真实之外，隐含着更复杂更深层的农民生活真实以及浑朴阔大的人文情怀。

　　柳青在他的乡村小说群中塑造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众多人物，他们有自己的农村生活立场和观点。农民“英雄”是在农村合作化中涌现出来的、并在党的直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新式农民。如《种谷记》中的王加扶、《铜墙铁壁》中的石得富，还有《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的优秀品质就是既具有踏实苦干的拼搏精神，又兼具共产主义的崇高气魄。严家炎在《梁生宝的形象》里认为，“哪怕是生活中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他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确的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的那么敏锐，总结的那么准确。”可见柳青对于梁生宝这样的英雄们是非常熟悉的。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都无法把所属阶级的全部特征都集中于一身。柳青则正是在把握了这种“差异”的基础上写出了人物多样化的性格。梁生宝和高增福同属贫雇农，高增福偏执而梁生宝周到细致，梁生宝执著而高增福犹豫；也同样是贫农，梁三老汉的落后、保守，在他们二人身上就都看不到。同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老练又刁钻，郭庆喜能干却憨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在农民们的观念里，土地和粮食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所有的“小主意、小算盘、小精明”都与之相关。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他是一个饱含小农思想意识的旧式农民，他的身上因袭着旧社会的精神重负却淳朴善良，分了10亩稻田后竟然坐立不安。为梁生宝为公不为私的行为，他躺在地里生闷气。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他忍辱负重，暗下决心过上富裕的日子并由此找回做人的尊严。可以说，在梁三老汉身上折射出的创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比梁生宝更有力度。梁三老汉的痛苦与焦虑，是新旧交替时代中更为典型的农民情绪。他几乎是旧中国多少代农民苦难生活经历的缩影。而我们也正是通过柳青笔下的这些“可爱”的农民们，分明看到了普遍的农民性以及更具深广意味的人性——忠厚与狡黠，淳朴与狭隘，豪迈与卑琐，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矛盾着、纠结着，挥之不去。他们让我们看清了人性的弱点与优点。柳青自己也说过，作家在展示各类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展示了普遍人的灵魂。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掩饰的。

　　柳青是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和人民群众特别是我国北方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塑造的乡村人物形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深入细致地表达出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及人物的思想变迁。如小说《种谷记》中塑造的血肉最丰满的人物王克俭，他是王家沟村的行政主任、富裕中农。旧社会他基本上依靠自己劳动吃苦过日子。边区民主政权建立后他当选为村行政主任。但他工作热情不高，一心想如何让自己的一家发家致富。村里号召变工互助，他又怕贫雇农在变工中沾了他的光。他就时刻盯着并应付着，在大势所趋之下也不得不答应参加变工集体种谷。小说用了大量的笔墨写出了王克俭的动摇、轻信、自私、小心的思想性格及变化过程。柳青写人物思想变迁写得最好的仍然是《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梁三老汉代表了在资本主义自发道路和社会主义互助合作道路这两条道路之间徘徊、观望，最终走上集体道路的那部分贫下中农。全国解放后他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本想创立家业，与富裕中农攀比。他不接受儿子梁生宝劝他搞互助合作事业，父子俩在思想上产生了分歧。郭世富盖楼房的刺激，孙水嘴等人的挖苦，郭振山个人发家的行动，更加剧了他内心的惶惑和痛楚。由于对互助组的怀疑和抵触，他对儿子发牢骚，对他的称呼从“宝娃”变为带讽刺意味的“梁伟人”。但多年的生活经历使他越来越明确感觉到了互助组的正确。梁生宝买稻种、割扫帚等事实摆在眼前，他开始信服儿子和合作化事业并默默关注着，甚至称儿子为“梁代表”。直到粮食大增产、灯塔社成立，这些事实使他完全信服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由此自豪地称儿子为“主任”。从怀疑抵触到默默关注再到完全信服，梁三老汉经过曲折痛苦的内心挣扎或心理扬弃，终于从旧的生活道路走上新的道路。可见，柳青的乡村人物史，其实也是中国农村人物的思想变迁史。

　　如果说柳青通过《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等小说的叙述完成了作者与小说中的人物、历史叙述与乡村叙述的统一的话，那么这种统一背后隐含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合作化”的群众化、自然化的过程。党的合作化的话语要进入农村，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党的话语的发出与农村接受过程，而是要靠农民的自觉成长来完成。柳青在这些作品中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党宣传号召之下觉醒了的农民群众，在由个体走向集体的道路时所表现出来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强大力量，这也正是蕴藏在农民当中的力量。从第一部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种谷记》开始，柳青就把农民当作农村运动的主宰来写了，他认为没有农民，就没有任何创造。《种谷记》以集体种谷为素材反映当时农民群众的生产和斗争，它宣告了在我国农村阶级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农民正在成为自己的主角。这个力量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改变着整个中国的面貌，同时也改变着农民自己的面貌。小说用大量笔墨写出了具有新旧思想的一代农民参加这场集体互助运动，比如六老汉、存起、唯宝、福子等。在《铜墙铁壁》中，柳青以更真实的笔法描写了正面人物的群众力量，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毛主席语录的直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在《创业史》里，柳青把重心放在了更加广阔的层面上：与自然、新的阶级敌人、自己思想里的旧残余进行挑战并最终获得胜利。柳青的乡村小说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的一系列“革命”——从个人到集体、从互助到合作。这些小说正是党的政策话语在农村曲折展开并获得成功的寓言。它把中国农村微缩的风情画镶嵌在一个个行政村落里，并将村落里乡亲们共同演绎的乡村故事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的“史记”。因此这些小说可以被看作是新中国乡村的断代史，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诞生史、创业史。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失败和灭亡，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并不断走向一个又一个新阶段，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一切，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创造的结果，并不是任何个别人物的伟大创造。这既是中国农民的历史，也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史。

　　纵观柳青的乡村小说，他描摹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写他们日常生活的平凡琐屑以及在社会变革运动中的自我奋斗、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突显他们的精神成长与灵魂变迁。他写在政治话语权力之下的农村革命，见证中国农村的历史发展与进步。从优秀人物与落后人物身上，他彰显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从农村革命的道路上，他发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肯定了他们在中国历史道路上的价值。柳青从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出发，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乡村寓言，展示出对中国式农民命运的深切思考，抒发了对人生及人性的哲学问思，也由此表现出了其独特的文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