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花赋》手稿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是杨朔散文名作《茶花赋》的开篇，早已脍炙人口的文字。简约质朴，诚挚深沉，几句话就营造出一个诗情画意的情境。文美，字也美。4页印有“中国作家协会”标识的格式稿纸上，1400多个方块字作纵队排列从右至左集结，“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叶圣陶论弘一法师书艺语)”，一如其文，更似其人。沉稳而灵动的笔画，秀澹而清雅的字体，将作家鲜活的生命气息蕴涵其中，读之确能感受到“见字如面”的真切与生动。

　　读《茶花赋》手稿，能读出书写者的丰厚的传统文化根底。杨朔生于1910年，属于“五四”之后的第二代作家。他出身书香门第，家庭的熏陶，让他从小与诗书笔墨结伴；6岁时入私塾开蒙，临贴习字是必修课之一。身处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杨朔抓住了旧式教育的尾巴，有机会接受了诗文书画全能的严格训练，从而获得了将文字书写与文学表达交互融通的传统文化素养。虽然没有像文坛前辈一样用毛笔写作，他却用一笔漂亮的硬笔行书尽显其风格独具的笔墨“童子功”。心手两忘的创作状态中信笔挥洒，高超娴熟的运笔技巧在书文合一的境界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字体飘逸文采飞扬，似乎这样的文章必须用这样的笔墨来书写，这样的书写必定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无意为佳乃佳”的境界中，不是书法作品的《茶花赋》手稿同样具有了赏心悦目修身养性的艺术价值。

　　读《茶花赋》手稿，还能读出作家对文字书写的责任感与敬畏心。千字文章，修改印迹竟达百处以上。段落都是既定的，落笔即成，可知行文前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而语句和字词却多有变化，或移或换或增或删，真实而细致地记录了作家殚精竭虑的心路流程和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凡有改动，不论大小，都一定要用规范的符号标示得清清楚楚，整个稿面因此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即便如此，仍恐有失误，故又不厌其烦请人再誊清一遍。而那位不知为谁人的誊抄者竟同作者一样认真得可以，居然在抄稿中“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的“劳动”二字下划了一道横线，又在旁边写下了“‘劳力’好还是‘劳动好’”几个字和一个醒目的问号，真是呕心沥血字斟句酌。作者如是，抄者也如是，反映出整整一代人对文字书写的责任感与敬畏心。“文章千古事”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信条，“人类灵魂工程师”是他们自我认同的身份。一支纤笔在握，千钧责任在身，对他人负责对自己负责对文学负责对社会负责，反复推敲过的文字给予人的是情感的升华心灵的净化。书写者把一己之精神理念毫不自觉地植入了书写，所谓文如其人字也如其人。此人此字此文属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社会精英，正是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社会精英以其严格的自觉自律和勇敢担当，捍卫着和保证了文学和文化的纯洁与神圣。

　　读《茶花赋》手稿，更能读出文章的“中国范儿”和作家的中国心。杨朔青年时代曾入哈尔滨英文学校攻读英语，又在英商太古洋行工作多年，他的英语水平，无论是口说还是笔写，大概都不会比当今一抓一大把的硕士博士们哪个差。可是翻遍他的手稿，却找不到相关的任何一点儿蛛丝马迹。恰恰相反，他用的纸是正宗国产；他写的字仿佛刚从老祖宗手中接过来尚未及简化；他用这样的字书写着最通俗易懂因而最具亲和力的大众语言，而他自上而下从右往左的书写方式则仿佛在刻意炫耀祖国传统文化的风情雅趣。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不过是一种习惯，实质上却是一种风骨一种品格。由此及彼，不由得想到友人评价钱锺书的话：“他为人崖岸有骨气，虽曾负笈西方，身上却不曾沾染半点洋进士的臭味；洋文读得滚瓜烂熟，血管里流的则全是中国学者的血液。”——不同之处只在于钱先生“负笈西方”是去求学，而杨朔则是受国家委派长期在国外工作罢了。

　　如今，《茶花赋》手稿连同那份抄稿，都已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同鲁、郭、茅、巴、老、曹等文坛巨将的手稿一起，共同筑起了一道典雅而高贵的文化风景线，在纸上书写、阅读日渐被社会所遗忘的今天，顽强地坚守着一方净土，向世人展示着祖国传统文化风韵独具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