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隔膜》到《长夜》

　　集编辑、出版、教育诸“家”于一身的叶圣陶，一生遍栽桃李，为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才学俊彦，众所周知者如巴金、如丁玲。此外还有些鲜为人知者，如姚雪垠等。姚氏虽然没有直接被叶老发现与提携的幸运，却有幸在小小年纪时就吮吸到了叶老文学作品中的精神营养，从而在文坛上迅速成长起来。雨露之泽，姚雪垠终身不忘，64岁时曾作七律一首《奉寄叶老圣陶》，表达感激与敬仰之情。诗曰：

　　拄杖青山意态闲，似听绿叶隐鸣蝉。

　　须眉已满昆仑雪，笔墨曾笼玉垒烟。

　　朴素文章秋水净，清新词句露珠圆。

　　至今后学头亦白，难忘瑶华哺稚年。

　　这首诗写于1974年7月2日夜。诗前有小序云：“昨接叶老寄来去年夏游香山照片，喜成七律一首奉寄。”“瑶华”，珍贵诗文。姚雪垠自注：“第四句指叶老抗战期间住在成都主持开明书店编辑工作。”(《姚雪垠诗词》)“第六句指五十年前朱自清先生为叶老第一个短篇集《隔膜》写的序言所引的一首叶老早年的诗，至今记忆犹新。”(《姚雪垠诗抄》)“最后一联最能说出我的感情。我在少年时代读叶老的小说，至今已将半个世纪。”(《姚雪垠诗词》)1974年7月10日，他又在致茅盾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我读他的第一个短篇集《隔膜》，方在少年，至今已整整半个世纪，有些印象，仍然新鲜。”

　　《隔膜》，叶圣陶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1922年初版，顾颉刚作序。“集里固然有几篇——如《一生》《一个朋友》《隔膜》——是从骨子里看出人与人之冥漠无情的，但《母》《伊和他》《小病》《低能儿》诸篇，把人类心情的相通相感之境写得美满极了……”(顾颉刚语)姚雪垠所说“仍然新鲜”的“有些印象”，是指顾颉刚在序言中引用的叶圣陶早期诗作《游拙政园》：“纤雨值休辰，园游恣幽赏。迴沼抱南轩，几窗爱净朗……辞终各无言，看水倚轩幌。初荷碧玉盘，水珠滚三两。”只是历经50年消磨后的记忆发生轻度错位，让他把顾颉刚说成了朱自清。

　　按姚雪垠自注所言推算，他读《隔膜》，应在1923年。其时他正在邓县鸿文高等小学读书，同学多是20岁左右的青年。这些“大学生”一面读小学，一面混绅士，交朋友，包揽词讼。其中还很有一些人抽大烟，嫖妓女，甚至专门勾引良家妇女嫖娼卖淫。学校里称兄道弟结拜之风盛行，姚雪垠也常被硬拉去烧香磕头换“金兰谱”。面对如此无聊又无耐的生活，惟一的解脱只有读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个遭大兵洗劫的读书人家得到了一批装进麻袋即将用来垫猪圈的新文学书籍，《隔膜》应该就在其中。如同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忽然被打开了一扇窗，一阵清风扑面而来——《隔膜》中那无人理解无可诉说的苦恼与迷茫让姚雪垠感同身受，而那些美好的人类情感又让他看到了希望与光明。他由此与文学结缘，并自谓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人的“私淑弟子”。而叶圣陶对姚雪垠的为师之恩，不只在把他领进了文学之门，更重要的在于支持、鼓励他写出了中年时期的代表作《长夜》。

　　《长夜》是姚雪垠的自传体小说，写的是1924年冬天他被土匪掠去，因为被土匪小头目看中认作干儿子而保全了性命，在土匪中生活了大约一百天的经历。那是一段奇特的生活，是一个包含着复杂社会问题的奇特故事。姚雪垠亲眼看着一支土匪队伍如何由小到大，又如何被消灭。此后多少年里，姚雪垠无数次带着惘然的心情，像谈一段历险记似的谈起这个故事。朋友们常常被他的故事吸引，对其中的人物发生兴趣。每一次谈罢，总有人怂恿他把它写出来，姚雪垠却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直到20多年后在成都遇到叶圣陶，再一次受到“写出来”的鼓励……书稿付梓时，姚雪垠特意写了《〈长夜〉后记》追叙了事情经过：“前年暑假，我到成都，暂时住在东方书社。一天晚上，东方请客。席散后，叶圣陶先生，董每戡兄，东方的王畹芗经理，和我在院中吃茶，随便聊天。不知怎样引起的，我把这故事又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当时叶圣陶先生曾劝我把它写出，王经理也很打气。从这天晚上起，我才有写的决心。若没有这次闲谈，也许这故事会永远放在心里，等将来埋在土里，永远也写不出来。”

　　1947年，《长夜》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中的“姚雪垠”辞条中，主笔严家炎先生这样介绍它：“《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生活，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像《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从《隔膜》到《长夜》，文坛上一代薪火传承。前辈的心血与汗水，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作为一个“后学”者，姚雪垠对此铭记不忘。他说：“我是在‘五四’文学前驱者们的启发和教育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没有他们那一代，也就没有我们这一代。”他满怀感激致信茅盾：“近些年来，对于尚健在的‘五四’前辈和同辈，常充满怀念之情。倘若没有‘五四’前辈的辛勤努力，则新文学不容易站稳脚跟，而我们后起者也将无师承。这一简单道理我到中年以后，才逐渐理解深刻。前几天写给叶老一首诗，也表露了我的这种心情。”他一腔真情告诉叶老：“历史永远是前后继承的，不管后来有多少发展，必是在以前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借群策群力推动起来，并缔造了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有贡献的前辈们，后来者是不会忘记的。”

　　(许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