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

　　胡适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是从诗歌开始的。其诗歌创作早在中国公学时期就开始了，不过那时他所写的诗歌是旧体诗。在这一时期胡适也开始了诗歌翻译的练习，这为他日后的翻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他曾回忆说：“姚先生(即姚康候)在课堂上常教我们翻译，从英文译汉文，或汉文译英文。有时候，我们自己从读本里挑出爱读的英文，邀几个能诗的同学分头翻译成中国诗，拿去给姚先生和胡先生评改”，“姚先生常劝我们学辜鸿铭译的《论语》，他说是翻译的模范……，这种训练也有他的用处。可以使学生时时想到中西文字异同之处，时时想到某一句话应该怎样翻译， 才可算‘ 达’ 与‘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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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胡适的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旧体诗向旧体白话诗、从旧体白话诗向白话新诗过渡的轨迹。胡适后来说：“ 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女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胡适的小说翻译早于小说创作。1901年胡适远洋留学美国，最初在康耐尔大学念农学，后来转入该校文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早在1912年，他就用白话文翻译了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此译非常成功，后来一直被选作中学教材的范文。这充分显示了胡适的翻译能力和白话文功底。这一时期胡适的译作文言文、白话文兼而有之。但即便是文言习作，也力求流畅易懂，近于白话风格，属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时期。

　　作为文学革命的旗手， 新文学的实验者和尝试者，胡适自然要尝试小说的创作。胡适对西方短篇小说体裁非常喜欢，极为推崇。他多次谈到短篇小说的好处，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是“用最经济的手腕，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片段，而能使人充分满意”"。尽管如此，胡适只能从理论上、创作形式上介绍而已，但他通过尝试后倍感力不从心。他在《短篇小说一集》序中写道：“我是一个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人，可惜我不能创作， 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这印证了他经常讲的一句话：“ 提倡有心，实行无力。”胡适一生只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一个问题》。从艺术上来看，比较粗糙，没有体现他本人所提出的短篇小说的创作原理。尽管胡适在小说创作方面成绩不显著，数量也极少，但他为了引进这一文学形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翻译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后结为《短篇小说一集》和《短篇小说二集》。就小说而言，胡适的小说翻译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小说创作。

　　戏剧作为一种文学式样，胡适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终生大事》是胡适唯一的剧作，1919年3月载《新青年》六卷三号。胡适在该剧的序、跋中说，这出戏本是为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所写的一个英文短剧，后来才翻译成中文。其实胡适的这出“独幕戏”是模仿西方的滑稽剧， 他称之为“ 游戏的喜剧”。就思想内容来说还欠深刻，艺术水准而言还欠成熟，但就介绍新的文学式样和表达新思想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胡适还介绍了易卜生的作品，其目的是为了向国人介绍易卜生主义，“ 我的宗旨在于借戏剧输入这些戏剧里的思想。足下试看我们那本《易卜生号》，便知道我们注意的不是艺术家的易卜生，乃是社会改革家的易卜生”。“ 在文学方面， 我们译戏剧的宗旨在于输入‘ 范本’。”他认为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而不能为了译书而译书。

　　胡适在自己创作之余， 还倡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建议叶公超、徐志摩和闻一多用诗体翻译，而梁实秋和陈源用散文翻译，计划五到十年完成。后来由于叶、闻、陈志不在此，徐又因飞机失事，只剩下梁实秋一人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莎剧翻译工作。梁实秋先生后来在其《莎士比亚全集》译本的后记中这样写道：“翻译完成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胡适之先生，他在民国19年就始倡翻译莎氏之义，他曾对我说：‘ 等你翻译全集完成，我要好好为你庆祝一番。’可惜如今先生墓木已拱，无法让他看到我的全部译本了。” 梁实秋后来在一篇散文中回忆说：“ 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三十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三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如果没有胡适的建议和鼓励，梁实秋根本就没有想到去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通过对胡适五四时期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的研究，我们发现他的一切翻译活动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翻译诗歌、小说、戏剧是为了引入新的文学式样，为文学创作服务，采用白话文翻译是为白话文运动服务，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为新文化运动服务。胡适认为翻译必须要有社会目的性，为社会服务，为国人服务。

　　就胡适的翻译和创作来讲，其翻译的功绩决非在其创作之下。易竹贤先生对胡适的翻译和创作有一个中肯的评介——“ 翻译有功，创作无力”。因此，胡适不愧为中国当代著名的译家。

　　(马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