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书信中的出版经营理念

　　胡风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诗人，但也是一位有着丰富出版经验的编辑家，一生中编辑过《七月》、 《希望》等十多种刊物，自己翻译出版也帮助路翎等人出版过许多小说、评论集。在长期的编辑实践中，胡风积累了大量的编辑经验，尤其是形成了独特的出版经营理念。出版经营理念是保证出版经营要素实现最佳结合和实现出版经营目标的一种管理思想，包括对出版的各个环节指导和安排，涉及出版工作的前期准备、出版物的制作、出版物的发行以及出版活动中的各种关系。胡风的这些理念虽未被其专门撰文论述，但从其写给巴金、艾青、路翎、王元化等人的436封信中，我们可以有所窥见。

　　一、统筹多方因素，谨慎策划出版胡风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就非常注重出版策划工作。他认为一本书刊在出版之前要做充分的考虑，要有确切的出版把握才能谈出版的问题。他在1984年9月致绿原的信中就说： “你和牛兄(牛汉)考虑一下，是否有可能出版？至少要有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才不妨提出试一试，否则，不必多此一举了。”

　　胡风认为出版前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好，比如说出版可能产生的效益对书刊的影响、出版物的制作对作者的影响、外部的出版环境对出版活动的影响等。

　　在1942年致聂绀弩的信中，胡风说： “听燕郊兄说有人愿出《半月文艺》，我想，如果报馆弄得好，借这个名字独立出版，那就让出丛刊的出版社出这个，如何？六七万至十万左右的半月刊，认真做，当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需要你全部的精力的。况且，还有《野草》这个应该支持的保有战斗意义的刊物。这好过丛刊，丛刊在营业上不容易成功，在今天，营业失败即等于工作失败。”

　　胡风将半月刊和丛刊的营收做了一定的对比，认为《半月文艺》的出版效益是要优于丛刊，因此他对《半月文艺》是持赞同态度的。在整个出版策划过程中，胡风一直比较注重出版书刊的设计工作，努力使每本刊物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体，变成一个整体的艺术品。《七月》、 《希望》的编辑工作从头到尾都由他一个人来做，不仅仅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是很能见出他的编辑作风的，从选稿、核对到写“简约”、 “广告词”，他都要贯彻和体现刊物的“个人性”，封面设计和插图也是能够贯彻他的个人意图的，如广告词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概括了一本书和一个作者在思想和艺术上的主要特点。

　　胡风认为书刊的封面尤为重要，他在所有信中一共有8个地方着重谈到了封面的设计问题。他觉得书刊的封面需要“找一个趣味纯正的画家设计”。这从他1983年写给人民出版社的信中可见一斑。 1983年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胡风评论集》，胡风对自己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提出了较为细致的建议，认为四川出的《老舍选集》可以作为设计的参考：“前些时看到四川出的《老舍选集》。那封面设计和每卷中的书名目录页的设计，我觉得很好。大方，显著醒目，色彩也鲜明而朴素。回忆评论集的封面设计，我觉得琐碎。我觉得也应该采取图案式，不要那花纹，作者名字也不必用签名，用和图案谐和的字体好了。书脊的上、中、下也不必用一朵花，用比书名小些的黑体字，是不是更醒目些？”

　　除了封面设计以外，胡风认为书的厚薄和名字也是要考虑的，这涉及书刊受众的问题。比如说在1947年8月31日写给阿垅的信中就谈到在策划一本书时，“现在，倒是弄厚些反更为书店所欢迎。因为，读者欢迎厚的，看来成了‘体系’的东西，他们想一下子得到一门总的学问似的。就‘浑水摸鱼’，索性弄厚些罢。书店要大的书名，那就叫做《诗学》或《现代诗学》，也未始不可以。有人提议叫《阿垅诗论》呢。”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风对读者心理的把握并不仅仅考虑的是部分精英读者，也考虑到更多的读者对于书刊的需求心理，这种心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却是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当然，胡风在做前期策划时也考虑到了出版环境对刊物的影响，尤其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思想的禁锢，在1945年7月致舒芜的信中，他说： “为这刊，受气受苦不小，但想来想去，打散兵战也效力太小，被淹没。真不知如何是好。问题还是一个：要能妥协，刊就可出。但如果妥协，又何必出它呢！”胡风对自己的出版思想和出版目的是坚定的，宁可不出决不妥协。

　　二、强化内部管理，严格控制成本

　　胡风认为在出版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到成本的因素，要尽量地降低成本；在支付给作者的稿酬上，胡风采取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灵活，不过更多的是支付版税。

　　在1945年11月1日致信俞鸿模对翻印《新希望》的看法时说： “这十五万，是为《希望》募的股，还在募集中。照现在的纸价，这十五万不够印一期罢，所以希望你设法。想到的如下：一、尽一切可能快点印出。二、纸如太贵，尽可能在报馆书店关系中借用。总之，尽可能用低的成本印出。三、成本不够，设法筹措。……六、随纸型带上了封底及里面的广告，但如有别的广告或拉广告，可添印广告页在正文后面，不过，拉的广告得是正派一点的东西，化妆品之类不能拉。”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风对制作成本的控制还是比较到位的，他基本上采取了三个办法，一是降低纸张的成本，要尽可能去借；二是通过增加印数降低成本；三是通过拉广告获得额外收益，当然胡风对于广告的内容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此后，在与俞鸿模的下一封信中，胡风继续与他谈到成本过高的问题，希望能以7折的价格将纸型(排工、纸型费)算入成本。

　　胡风的核心就是“尽可能用低的成本印出”。胡风在计算稿酬时多采用版税制来支付作者的酬劳，他曾就作家书屋出版的鲁迅的17本书籍做了一个“鲁迅先生版税结单”，根据印数和20%的税率付给许广平205547.00元的稿酬。但胡风处理稿酬的方式还是多样的，一般来说他也会和作者进行商量，如在1941年他写信给路翎就《儿子们》是采用抽版税的方式还是卖掉的方式同他商量。在特殊情况下，胡风还采取过更加灵活的方式，如他曾就《给战斗者》的版税同田间开玩笑说：“带上一千一百七十元。这是《给战斗者》的版税。照总数，还有一万六千，但出版社付不出，只好算作股本了。 《给战斗者》的作者变成了资本家，这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胡风一般采用支付版税的方式，他对由此而产生的两个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好，一是尽量减少赠书的数量，因为每一本书里面都含有版税，减少赠书就能减少出版成本。

　　在1949年8月25日致路翎的信中，他说： “……以后，无意思的人不能赠书，因为，多拿一本书，要扣好几本的版税。我这里20本，分起来还是勉强的，有几处得敷衍‘面子’。”

　　二是尽量提前支付版税给作者。因为版税的性质决定了作者不可能在一开始就能够拿到钱，为了照顾作者，胡风一般都尽量提前预支版税给作者，在1953年3月致许史华的信中他说： “版税如还未付完，应付的也顶好付一付，使作者们感到一点温暖。”可见胡风在尽量减少制作成本的同时，还是比较体谅作者的，给的版税一般都较高。

　　三、注重市场需求，拓宽发行渠道

　　从胡风与他人交往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他对于出版发行工作具有独特的认识，他认为，书刊的发行要因时而宜、因财而宜、因需而宜。所谓“因时而宜”是指胡风认为出版要根据当时社会环境的需要进行，有些书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节拍就卖得好，如果过了时机就要另想办法。

　　胡风在1950年写信给艾青探讨《向太阳》的出版发行问题时就说：“《向太阳》情形如下：印三千，现在尚有九百多本。印了以后，解放前，大半的地方不敢卖(连同其它的十几本书)，堆着。解放后，大家又觉得这些是老书，书店不大批发。无人经营，托海燕代发行，他们是印了目录的，但卖出的很少。”

　　在解释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后，胡风也给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我想这样：寄八百本给你们(有几十本在海燕放着，还想留几十本送人)，由你们交新华发去。交涉一下，他们肯帮忙，毫无问题，一个分店分五本十本就完了。定价二元，上海倍数一千二百(上海书到北京，一般是还加一点倍数的)，批出七五折，那就有一百四十多万。这就算是给你们的版税。只要新华帮忙，照规矩，是马上一次付款的。如北京新华通知上海新华取去，那就更好，省得梅志去包、寄。”

　　所谓“因需而宜”是指胡风认为书刊出版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发行多少要看书刊的销路而定，他认为这中间要把握住两个因素，即“(一)尽可能发行广；(二)要不使市上脱节，少少印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使重印时接得上。由兄守住这两个原则自由处置好了。托人介绍，务望奔走一下。有关方面当然要送刊物”他多次叮嘱时任海燕书店经理的俞鸿模“望注意望注意不要印数不够使市场上脱节。这—点非常重要。切不要因小失大”。

　　此外，胡风还通过发行后发现的诸如读者需求层次产生的问题及时调整出版内容，在1946年3月写给路翎的信中说道： “《郭》印一千，快完了。三期在翻印中。印了四期以后，大概下月初就编新的一期了。希望有些不长的活泼一点的散文之类。据说，许多读者读不懂。”

　　他在1946年致舒芜的信中说： “论文及短文，望至迟二十以前能寄到。因想赶七七前出版。这里的读者相差太远，只要轻松的东西，不知要怎样才能打动他们。”

　　所谓“因财而宜”是指胡风认为刊物的出版必须有一定的资金才能进行，在发行中要注意降低成本，只有成本降低了，书的定价才会降，而由此购买的读者才会多，这也是为什么胡风要千方百计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原因所在。同时，胡风在抗战中还注重在根据地的发行工作，每期《七月》出刊总要将二三百本交给八路军办事处，托他们带到延安，分送些，也卖些。这种方式既扩大了《七月》的影响，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益，对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帮助。

　　通过梳理胡风自1926年至1984年致他人的436封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信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胡风与作者的来往信函，从其中许多关于具体的出版活动的言语中，可以了解和分析胡风的出版经营理念，尤其是成本的控制手段、发行的方式等这些对我们现今的出版活动都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