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如人足风流——文学馆馆藏郭沫若诗书作品述略

　　郭沫若是大诗人，也是大书家。其诗词创作每每与书法相结合，即吟即录，下笔成章，翰墨间才气横流，激情奔放，渊博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光明磊落的人文精神充溢其间。他一生留下了多少辞章墨宝，恐怕难以计数。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曾得以长期保管他的几帧书幅。能亲接文化泰斗手泽，实为平生之幸。每次提用出库，必趁机长时间品味瞻仰，而后也必会由衷感喟：诗书如人足风流。

　　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远在东瀛的郭沫若抛妻别子回到祖国，投身民族救亡的烽火疆场。“耻食周粟”“誓不帝秦”的他，“只为神州锋镝惊”而不顾“区区身后名”，甘愿“俯首拜公卿”，于1938年春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到1940年秋又改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一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他手中高高擎起，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学艺术界的名流俊彦。士子之交，多以惺惺相惜为其缘。郭沫若的旷世才华，毫无疑问为凝聚这支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与文人说文，与学者论史，与戏剧家谈剧本谈演出，与画家交往呢，则认定“中国画需要题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民族形式”。惟其如此，他把为画作题诗作跋当成绾结同道的金丝纽带，一生创作题画诗约200篇，原画作者几乎都是当今中国画界的大师级人物，如傅抱石、李可染、关良、关山月等等。

　　2002年年底，阳翰笙子女欧阳晓华等向文学馆捐赠阳翰笙文献文物60余件，内有李可染画作两帧。其一笔酣墨重，其一浅勾细描。前者峭壁危耸，飞流直下，溅起浪花千叠。一小童悠悠然跪坐牛背崖下经过，侧身扭脸面壁观之。全图山黑水白，水动人静。左上角留白处有作者题识：“翰笙同志教正 一九四四新春 可染”；后者七八根竹竿纵横交错搭起一架葫芦，其下一人一壶一杯，人着白衣执白扇白眼睥睨，开襟敞怀蓬头赤足。作者题识于画面左侧略靠下处：“翰笙先生法正 癸未 可染”。两幅画作无疑皆为无价之宝而后者更甚，因为它比前者又多了一种极重量级元素——郭沫若亲笔书写的题画诗。诗曰：“主人不饮酒，孤坐葫芦下。面前陈设者，谅是一瓶茶。有茶也可饮，客至休咨嗟。莫道世皆醉，醒者亦有涯。”诗后尚有十数字小注，为“翰兄不饮酒”云云(以下有二三字不敢确认，故略)。

　　20世纪的癸未年是公历1943年。这一年的春天，李可染正住在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下，与郭沫若、阳翰笙都相距不远。据说阳翰笙的住处种着一架葫芦，坐在葫芦架下纳凉是阳翰笙养精蓄锐的一种消遣。画家忠实地把这一生活细节捕捉于笔下，却又喜剧化地把主人公换成了一个超世绝尘的胖大和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一幅“葫芦画”既富有生活气息又饶有浪漫色彩。郭沫若的“葫芦诗”则以同样的虚实并举法进一步彰显了画作的风格，使其恬适与轻松的基调得到了充分展现。

　　由作题画诗而写《题画记》，郭沫若从实践得来的理论可谓精彩：“题与画每每相得益彰。好画还须有好题。题得好，对于画不啻是锦上添花。但反过来，假使题得不好，那真真是佛头著粪。题上去了，无法擦消，整个的画面都要为之破坏。”“好的画不仅可以诱发题者的兴趣，而且可以启迪题者的心思。你对着一幅名画，只要能够用心地读它，它会引你到达一些意想不到的境地。由于心思的焕发，兴趣的葱茏，便自然会得到比较适意的辞，比较适意的字，比较适意的风格。”

　　“辞要好，字要好，款式要好，要和画的内容、形式、风格相配称，使题辞成为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所以，郭沫若又说：“我自己宁肯单独地写一张字，或写一篇小说，写一部剧本。因为纵写得不好，毁掉了事，不至于损害到别人。”

　　或许就因为担心“损害到别人”，郭沫若的“葫芦诗”没有直接题在李可染的“葫芦画”上，而是“单独地写一张字”，再由阳翰笙把诗与画裱在了一起。从此三位文化重镇共处尺幅之间，无言地诉说着艰苦环境中的真诚友谊，于不经意中留下了可以传颂千古的文史佳话。

　　二

　　在刘白羽的女儿依照其父遗愿捐赠文学馆的一大批贵重文献文物中，有郭沫若自录旧作之书幅一帧，纸本，纵31厘米，横20厘米。绵软而柔韧的上等宣纸，一笔优雅俊朗空灵飘逸的行草翩然其上振翮欲飞：“顿觉蜗庐百丈宽，松苍柏翠傲冬寒。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光明今夕天官府，舞罢秧歌醉拍栏。一九五九年秋 鼎堂”

　　诗句如火，激情与欢乐喷薄而出，是1944年11月11日重庆市区郭沫若寓所一次雅集的情景再现。那一天，与宋庆龄、何香凝同列“国党三杰”的南社巨擘柳亚子自桂林抵渝，郭沫若在天官府街七号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刚从延安飞回重庆的周恩来也匆匆赶来参加。“出席的尚有王若飞和他的舅父黄齐生以及沈钧儒等人。席间恩来畅谈延安近况，件件消息振奋人心，宾主兴奋得又痛哭，又狂欢，饭后还到对面四号沫若家里去唱秧歌、扭秧歌舞，从来不跳舞的沫若也跟着恩来扭起了秧歌，小小‘蜗庐’春意盎然”(龚济民《郭沫若传》)。

　　盎然的春意荡漾在小小“蜗庐”，更荡漾在激情如火的大诗人心间。1940年代是郭沫若的鼎盛年代，1944年更是他的人生峰巅之年。1941-1942年他创作出了《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一大批抗战历史剧，实现了政治激情与艺术灵感的最完美结合；1944年之春他又写出了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为中国共产党的将来提供了反腐防腐的历史经验。前者让他拥有了《女神》之后的第二次创作丰收，后者让他获得了无尚的政治殊荣。1944年3月19日至22日，《甲申三百年祭》在《新华日报》连载4天，引起重庆当局激烈反对的同时得到了延安的高度赞赏。先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隆重推出，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继之有《解放日报》对全文的转载并加编者按；接着又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学习文件下发党内。8月下旬，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把用产自陕甘宁边区的淡蓝色马兰纸印刷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带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给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写信致谢；此后又有毛泽东的亲笔复函予以慰劳、鼓舞：“……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站在如此辉煌的政治大背景下，除了“舞罢秧歌醉拍栏”，难道还有什么行为与话语更能表达一个狂飚诗人的激烈情怀吗？

　　此帧书幅的受赠者刘白羽，从幼年起就是郭沫若的“追星族”。“郭老的每一首诗、每一部小说、每一篇散文”都曾在他心中“激起狂澜与热潮”。1944年初春，刘白羽奉命与何其芳一起从延安去重庆，向大后方的进步文化界介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按照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他们抵渝后首先去了离重庆市区很远的赖家桥乡间，在一个花木丛生的小院落里，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他“衷心崇拜的郭老”。他们向他“详详细细谈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的情况，特别着重地介绍了毛主席讲话的内容”。郭老“仔细地认真地倾听着，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被“《讲话》中强烈的真理之光所吸引”，郭老对其中的精辟论述情不自禁地“击节赞赏”。“他无条件地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并决定立即按照总理的嘱托执行”。整整一天的交谈之后，郭老“是浩瀚的大海，是巍峨的雄峰，是茫茫无际的宇宙”之印象，深深镌刻在刘白羽心中。此后他留在《新华日报》，为工作常出常进天官府街，与他心中的偶像越走越近，从而有幸目睹了郭沫若面对强敌时的从容镇定潇洒自如，有幸聆听到他如锋利之剑精辟之诗的公开演讲。纯真的革命友谊在白色恐怖之下悄悄生长起来，成就了一对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忘年之交(刘白羽《雷电颂》)。15年后当郭沫若挥毫濡墨为刘白羽题赠此诗时，“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慨，想必曾在两个人的胸中卷起一番情感狂潮吧？

　　三

　　文学馆手稿库中，藏有郭沫若“书为白尘同志补壁”之“一九六三年春游灵渠 调寄满江红”书幅一帧，陈白尘夫人捐赠。90多字长调分16行自右至左书写：“北自长城，南来至灵渠岸上。亲眼见：秦堤牢固，工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湘漓接通汉僮。将军墓，三人葬。听民间传说，目空君相。史禄开疆难复忆，猪笼作孽忘其妄。说猪笼其实即祖龙，能开创。”

　　关于灵渠，网上有介绍大意如下：广西著名景区之一。位于桂林北部57公里处的兴安县境内，全长37.4公里，建成于秦始皇33年(公元前214年)，是现存世界上最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秦代三大水利工程。郭沫若此诗，旨在赞扬灵渠工程和秦始皇功业的伟大。他用简洁精当的说明性语言，先如数家珍般依次点到了陡门、铧嘴、大小天平等灵渠工程的精华之处，再从客观景物写到历史遗事写到神话传说，平实的述说中驰聘着丰富奇伟的想象，人间、天上，眼前、往古，境界雄伟而壮阔，思绪深沉而悠远。结句陡然一转，出奇制胜。吟诵之后，感慨系之：在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天纵英才面前，真是世间万物皆有诗情、人间话语皆有诗味呀！

　　郭沫若既赠陈白尘诗，也致陈白尘信——文学馆收藏了一封：

　　陈白尘同志：

　　主席词一首中的“一枕黄粱”，梁字应作粱，我想是打字的错误。又三首中“此行何去”下应打问号，应该也是打字的错误。

　　此致

敬礼！

郭沫若

四·二十二

　　谢谢您廿三日的来信。初稿大可作为研究的线索，很有帮助。润色过的地方实在太好了。

廿三

　　信虽寥寥数语，却寓一件连天接地的史事于其中：1958年春天，《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到近20首毛泽东诗词作品，用毛笔恭楷抄在宣纸上，由主编奉函作者请求刊发，四番寒暑后佳音骤至：“1962年4月22日，突然天外飞来似的，一份题为《词六首》作为征求意见用的铅印本寄到了编辑部，在标题之下，有短短的小序：‘这六首词，是1929-1931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陈白尘在《回忆〈词六首〉的发表》一文中如是说，“整个中国作家协会和我们编辑部欢腾了！于是一个紧急的战斗开始了：当时离开5月号刊物付印期仅有8天，而5月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词六首》必须在5月号上发表！”“全体编辑同志总动员了，一方面要调整版面……一方面……要去敦请郭沫若同志为《词六首》写一篇诠释性文章……而更重要的是，全体编辑同志都想恳请毛主席在发表《词六首》的同时，再次为刊物题字。”这时候，“郭沫若同志也早收到毛主席《词六首》的铅印稿，当天就给我写信，指点出排印上的错误。”“当天，张天翼同志和我便向主席写了报告，把郭老提出的排印错误转告了，然后告诉主席：‘我们刊物5月号在4月底付印，题字则恳请在4月27日赐下，以备制版。’”“可是当天已是24日，只给主席留下3天时间，是否太仓促呢？”“但毛主席的题字准时赐下了！写的便是《词六首》正文前的小序。而落款后面则写明是‘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这就是我们希望主席交稿的日期！”“1962年5月12日，《人民文学》5月号按期出版了！”毛泽东主席的《清平乐·蒋桂战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采桑子·重阳》《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等六篇词作刊发于上，同时发表的还有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陈白尘感慨：“郭老对于我们的请求，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下来。当时离刊物付印期只有7天了，除去中央档案馆查核革命史实，郭老在短短的3天中便洋洋洒洒写下13000余字长文……”

　　把陈白尘的叙述同郭沫若的信函结合起来读，则不难做出如下判断：①郭沫若与《人民文学》编辑部同时在4月22日收到了毛主席《词六首》铅印稿。②郭沫若收到稿子的同时也接到了对稿子进行审改、校订的任务，所以他发现有“打字”错误后立即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信通报。③陈白尘代表《人民文学》编辑部致信郭沫若请写诠释性文章时，曾把毛主席诗词的抄稿——即信中所谓的“初稿”——一并送上作为参考。郭将抄稿与铅印稿对照后，认为“润色过的地方实在太好了”。可惜他没有介绍具体情况，而抄稿后来又下落不明无从对照，致使诗词作者对“词六首”做了哪些“润色”以及如何“太好”的问题，至今无法知晓而永为遗憾。

　　四

　　1964年5月20日至25日，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至黄山游览。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作家那沙、绥民、严阵、诗人郭小川等适值在山，便与黄山工作人员一路陪同。郭沫若豪情满怀，逸兴勃发，“黄山三日游，濡笔染淋漓”，或题牌匾，或录诗赋，手起笔落，倚马而成，创制的大量诗书作品差不多让在场诸人皆有所获。郭小川得到的，便是后来由其夫人捐赠文学馆的书幅——郭沫若“一九六四年初夏在黄山书为小川同志以为纪念”的毛泽东主席词作《七律·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逶迤(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七律·登庐山》，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据李锐记述，诗前原有小序云：“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诗作初成之时，曾两度送郭沫若“审读”，有毛泽东1959年致胡乔木的两封信为证：

　　其一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九月七日

　　(原载《毛泽东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其二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篇写32年的历史。

　　(原载《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读此二信，除了从其分别引用的内容判断出“诗两首”是指《七律·登庐山》和《七律·到韶山》之外，更多的则是感受到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倚重与尊崇。毛泽东本身就是中国当代屈指可数的大诗人，特别是在格律诗方面，他的造诣应该不会在郭沫若之下。但他却心悦诚服甘居其后，由衷欣赏与钦敬之情，殷殷可鉴。至于“沫若同志两信”对毛泽东说了些什么虽然不得而知，但其反馈回去的钦敬与欣赏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早就对人说过，他对毛泽东的佩服是多方面的：“……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洁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的政治家……”基于这种认识，开国大典时，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献给毛泽东一面锦旗，上书7个大字：“我们永远跟你走”。(张恩和等编著《长河同泳——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

　　这就是郭沫若，这就是郭沫若的品格。他傲视权贵，但他仰慕才华；他自视甚雄，但他心甘情愿对雄于己者五体投地。“相轻”之弊，是小文人的小玩闹，真正的文界星宿不屑于此。无论是傲视还是仰慕，都是发于天机，出于真情，明明白白，坦坦荡荡，直率，真诚，热烈，豪爽，虚怀若谷，恢弘豁达。如此风范成就诗韵，则诗力雄奇；凝聚笔端，则笔锋刚健。单以书法而论呢，则无论鸿篇巨制，抑或短笺小札，用笔永远都是那样果决、坚定，即使写错了——如赠郭小川的书幅中把“跃上葱茏四百旋”中“葱茏”写成了“逶迤”，也没有丝毫的犹豫与迟疑，而是雄赳赳气昂昂照直前进，那样洒脱，那样自信，那样激越，那样热情如火神采飞扬——一言以蔽之，郭沫若的诗、书作品闪耀着他的生命光芒，是他留给人间的一曲浩气长存的雷电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