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芦笛在球型人生的眺望中吹响

　　郭沫若的文学之路与他的人才观有着重要联系。早在震撼诗坛的《女神》出版之前，他便在与宗白华的通信中，对于人的发展路向表达了独特的看法，认为天才的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线型”的，以其特殊的天才为原点，向着一个方向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地直线发展。比如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另一种是“球型的发展”，“将他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时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了去”。

　　尽管郭沫若也认同并且敬重那些在某一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杰出人才，但他更加崇拜那种在多方面展示才华的球型发展的天才，把他们作为自己人生的榜样。他知道，要成就这样的人生是不容易的，因此，成功者少之又少。他说：“这类的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底孔子，一个便是德国底哥德。”

　　郭沫若钦佩孔子，首先因为孔子多方面的才华。他认为孔子是有“大同”思想的政治家；是有哲学理念的哲学家；是提出并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主张的教育家；是科学家，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还是“精通音乐”的艺术家；更是“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底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的文学家。

　　他同样钦佩歌德全面发展的“天才”品格，认为他是解剖学的大家，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者，绘画音乐无所不通，有对于破产法条例的意见，有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本能和经验，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有他的教育学，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是近代文艺的先河……

　　郭沫若对孔子和歌德的推崇不仅因为他们取得的成就，更因为他们首先“是个‘人’”，是“‘人中的至人’，他们的灵肉两方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而“决不是在破纸堆里寻生活的”“蠹鱼”，“决不是以收人余唾为能事的臭痰盂！”(以上引文参见《三叶集·郭沫若致宗白华》)

　　尽管青年郭沫若对于人的发展的认识还没有进入更理性的层面，而主要是通过对歌德、孔子等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确认来体现的，但已经可以看出这种思考的深刻性。相对于压抑个性意识，不以人为出发点，不以人为目的的封建传统而言，这种重视个人才干，有意开发人的潜能，使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的现代精神渗透着强烈的反叛性。它与中国封建社会给知识者限定的“学而优则仕”的惟一性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抗，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珍重，对每一个“个人”生存、发展合理性的确认，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意识的觉醒。它能全面调动人的各种潜质，将生命力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进入人生最积极、最自由的状态。

　　郭沫若心向往之并且倾其毕生精力为之努力的球型的发展路向是需要条件的。

　　首先，要有对于世界整体性的自觉认识和把握。叔本华在谈到“天才”时说：他们观察事物“并不是通过某种对事物外部细节的观察和留意，而是通过把事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贴近的研究。”(《论天才》)假如没有走出局部的能力，就很难获得一种大的眼界，也就很难将跨度很大的不同领域作为自己驰骋的疆场，在多个方面取得成就。郭沫若在致宗白华的信中谈到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一个偏于“直观”，一个侧重“推理”，但也看到他们的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事万物底核心为天职”。

　　其次，这种球型人物往往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这种人物产生的先决条件是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合理性得以确认，自由意识觉醒，重视个人才干，有意开发潜能，使人的丰富性、多样性得以充分体现。从这一点看来，郭沫若是生逢其时。尽管他的人生波澜起伏，但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一直是主动、积极的。无论是弃医从文，投笔从戎，还是潜心学术研究，进行戏剧创作，直至走上政治舞台，人生的重大变化尽管有外在的因素，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个人的主动把握。

　　再次，这种球型人物往往都有文学方面的建树。文学之于他们不只是一个爱好或者一个精神出口，而成为一种“内在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成就了审美人生。郭沫若曾提出“要用艺术的精神”美化自己的“内在生活”，使生活艺术化，要把自己“先做成一个艺术”。(《生活的艺术化》)因为文学艺术关注的是生命原初的眺望，是对生死、爱恨、良知等人生元命题的解读，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无论他写作的内容如何，内心的动力总是源于这些永恒的题目。《女神》《瓶》等诗集正是由于表达了这种具有超越性的内容而能够穿透时空。

　　最后，这种球型人物由于涉及的领域宽广，一方面，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另一方面，这些领域的独特性也对他们形成限制，使之处在矛盾冲突之中。这种内在冲突在孔子、歌德身上都有表现，而作为诗人、学者的郭沫若与作为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的身份带来的矛盾则更为突出。从这一点出发解读郭沫若的复杂性，可能是一个新的思路。

　　郭沫若提出“直线型”和“球型”的人才发展观时仅二十多岁，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一名留学生。对于多方面施展个人才华，成就更多事业的明确认识成为他的出发点和内心长久的动力，他努力实践这种人生的丰富性，最终成为集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多方面施展个人才华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在郭沫若的人生旅途中，首先是借文学来“鸣我的存在”，最先吹响的是“诗歌的这支芦笛”。(《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

　　诗歌是“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是“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在诗歌中他走向自由：

　　他最大限度地释放自己的能量：“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的我要爆了！”(《天狗》)

　　他叩问宇宙：“宇宙啊宇宙，你自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个有限大的空球，那拥抱着你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存在？你若是无限大的整块，这被你拥抱着的空间，他从哪儿来？你的当中为什么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还是个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还是个无生命的机械？”(《凤凰涅槃》)这些问题本身渗透一种怀疑精神和探索真知的热情。

　　他表达对春天、生命、爱情发自精神深处的爱恋，同时也直面哀伤、绝望，甚至死亡。

　　他赞美地球、匪徒、偶像破坏者、炉中煤……

　　他用诗歌表达自我焚毁，涅槃再生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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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诗歌使郭沫若的心灵世界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进入一种不受任何拘束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不仅表现在其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更成为心灵的起点，渗透在精神深处，影响其一生。

　　在后来谈到人才培养时，郭沫若强烈反对近代的学校教育“所取的划一主义与灌入主义，不能使个人的天赋尽量的发展”。“归根只养成得一些千篇一律的庸才，归根只是把天才杀死了”(《天才与教育》)。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使每一个青年熟悉自由思想的法则，养成自由研究的习惯，发挥自由创造的精神”(《答教育三问》)。对自由精神的这一认识在今天仍有意义。

　　诗歌创作也使郭沫若的反抗精神得到最充分的展现。《女神》表现出的那种吞吐日月，烧毁旧我连同旧世界的气魄和破坏创造的精神振聋发聩，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也影响到他后来的研究和创作。

　　无论是作学问，还是搞创作，最能激发郭沫若热情的是那些打破陈见，独辟新说的翻案文章。在谈到历史研究与史剧创作时，郭沫若有一个著名论断：“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而这种“发展”就是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发出新见。他说：“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但因有正确的研究而要推翻重要的史案，却是一个史剧创作的主要动机。”(《历史·史剧·现实》)在研究历史的前提下“推翻重要的史案”，正是郭沫若创作历史剧的动因。在谈到五幕话剧《蔡文姬》的创作意图时，郭沫若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在封建时代，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但以前我们受到宋以来的观念的束缚，对于他的评价是太不公平了。特别经过《三国演义》和舞台艺术的形容化，把曹操固定成为了一个奸臣的典型——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蔡文姬·序》)在《蔡文姬》中，曹操一改白脸奸臣形象，而成为一个文治武功的开明君主。尽管在这部作品中对曹操的评价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但这种对既成的史案发问并力图在史料研究的基础上推翻它的勇气却充分体现了一种现代意识。

　　总之，郭沫若从球型发展的理想出发，走向诗歌，开始其在文学上的长久跋涉，进而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取得多方面的成果。诗歌使他的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更为自觉坚定，进而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和人才观的深化。而这种自觉的追求又使他的个人才能在多个领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从诗歌出发，走向全面发展，郭沫若成为现当代文化史上一位真正的“球型”人物。他的人才观以及他个人的发展道路都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