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西林戏剧的理性品格

　　丁西林戏剧独特的文化品位， 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审美风格， 以及这些戏剧作品中显示的文化品格与趣味， 在文学史上逐步得到了确认， 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机智和幽默喜剧的独创者。王瑶、陈瘦竹、李健吾、孔庆东等名家， 对其均有鞭辟入里的论析。许多文字也都论及丁剧与英国文化、英国喜剧的关系。在这些论述中， 刘应争先生在其《现代文学四论》中的相关讨论， 尤其全面透辟精警隽永， 为本文的探究提供了鲜明的背景和有力的启迪。本文拟在前贤所论基础上， 就丁西林戏剧的理性品格， 特别是其“理趣”的喜剧追求， 及其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特质， 在一个更深广的背景上作出进一步的思考与讨论。

　　从1923 年的《一只马蜂》到1940 年的《妙峰山》的创作过程中， 就其大体而论， 丁西林的作品表现出惊人的一贯性， 他笔下的主要人物一律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是一类特殊的知识分子， 是作家明言或暗示他们曾在英美尤其是英国留过学或深受其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 并且一贯的喜剧， 一贯的幽默， 一贯的文化品格和趣味，

　　津津乐道， 兴味盎然。

　　在讨论丁西林戏剧创作的理性品格时， 有必要对“理性”概念简要地作出某种厘清。我觉得“理性”概念非常类似于我国孟子的“四心”为“四端”的学说， 具有生成性之特质。孟子把伦理范畴与性善说联系起来， 论证了道德的人性基础。他认为，“四心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人生来就有的， “四心”为“四德(仁、义、礼、智)”之“端”，即开端。人们经过后天的努力， 将“四心”发扬光大，仁、义、礼、智的品德就会“若火之始燃， 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公孙丑上》)”。“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

　　“理性”， 和四心一样， 应该说既是基础人性， 又是熏染、培育、积淀而成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 是曰理性主义，这与文化知识相辅相成(这里对于哲学史上的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不作细致辨析，只在宽泛意义上使用理性主义一词， 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冲破了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而以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内涵的文化传统)。可以不太确切地说， 英国文化中的“绅士风度”， 是理性主义的人格化结晶。丁西林在作品中津津乐道于绅士风度的表现， 同样是出于理性诉求。

　　《一只马蜂》中的吉先生差不多可以说是谎话连篇，自己住院时看上护士余小姐， 出院后为了继续保持与余的联系， 便劝说母亲去住院，说住院对母亲的身体健康如何之有益。母亲后来察觉吉的感情，于是试探儿子，说想把余小姐介绍给当医生的侄子。吉先生故作潇洒地回答：“很好， 看护妇配医生， 互助的原则， 合作的精神， 结婚时最好的演说材料。”吉先生想要一张余小姐的照片，于是打着老太太的旗号索要。余带来后当面交给老太太， 差一点儿戳穿吉的西洋镜。最后，吉明明热恋余小姐，偏偏要对人家大讲结婚的弊端， 并且宣布自己不想结婚，但话音刚落，却要求余小姐陪自己也不要结婚，余心领神会，满口答应。吉先生因为矜持 而通过说谎话反话表情达意，《北京的空气》中的主人的“矜持”则是另一种风致。他雇用的听差兼厨子老赵沾染许多坏毛病， 包括好拿主人的东西乱请客穷大方， 以及真的拿自己不当外人地手脚不干净小偷小摸。上海来的朋友对老赵略知一二后每每表示不满，教书匠主人却即刻为之辩解和开脱。当主客想吸烟时， 却发现刚买不久的烟罐已经空空如也， 主人颇为恼火， 忍不住对客人说：“这家伙真笨！ 偷东西这样偷法的！ ”叫来老赵质问， 老赵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老李倒去了。”主客皆无奈。但主人有老赵偷烟丝的确切证据， 相信老赵屋里一定有不少烟丝， 灵机一动，又叫老赵来收拾桌子，趁机溜进老赵屋子，反偷了老赵一些烟丝。老赵走后，主人关上门，从自己衣袋里掏出用手绢包着的烟丝，得意洋洋地请朋友享用。主人的性格中显然包含矜持的特征，他不愿与仆人去认真理论， 去计较听差可不可以趁主人不在时招来各种关系在主人家吃喝拉撒睡，也不愿去设法当面抓住老赵与赃物，因为要维持自己绅士的架子。人们一向认为， 绅士是不屑和不可与听差一类人物斤斤计较的， 鲁迅就曾举例， 绅士的燕尾服若被人力车的车把挂了一下， 他绝不会与车夫理论一番。《北京的空气》里的主人的心理大概也是如此。然而矜持同时造成外面的架子与内心的真实互相冲突， 如何既维持架子又得遂心愿，便成为这类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的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为喜剧动作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