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中》再解读

　　丁玲是不是陆萍？

　　《在医院中》讲述了一个怀着理想的革命小知识分子陆萍，被组织安排到新成立的医院工作期间与周围环境发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手术室中毒事件爆发之前，小说情节是沿着主人公陆萍不断自我调整的逻辑展开的。起初陆萍试图以各种理由拒绝医务工作，终告无效，于是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 2 。来到医院后，几乎在每次“移步换景”的过程中，人物都对自己施行着劝说和鼓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陆萍实施的安慰、鼓励策略都没有深入触及自身与周围环境之矛盾的根本，人物对医院、对自己、对二者的关系都没有准确的把握。陆萍一次次调整所达到的效果是矛盾的抹除或移平，她主观上憧憬着新的明天、新的希望，实际却深深卷入客观现实的矩阵。每次遭遇不满和挫折，陆萍惯于将它们弃置在身后的烦恼中，从而能够继续拿出热情，展开她想象中的新生活画卷。所以，人物所进行的自我调节，陷入了表层的情绪性逻辑复制，并未涉及深层的思辨和求解。丁玲此处安排情节的方式类似于一种拧发条的手法，将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由表及里铺陈开，同时人物的情绪和行动也缠绕其中，二者的矛盾在彼此的纠合中日趋紧张。

　　手术室中毒事件最终绷断了那根发条，陆萍与医院的矛盾由此全面爆发出来。最终，陆萍和黎涯因煤气中毒而昏厥，面对生命的威胁，人物已经无力用从前的方式转移自己的视线。一氧化碳不仅击垮了陆萍的身体，她的热情、理想、元气都随之崩溃。然而外部环境并没有这样轻易放过陆萍，对她的流言蜚语更加盛行起来，关于莫须有的恋爱，关于她给医院提的意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都扣在她头上。这时，陆萍终于陷入了冥想，她开始对以往基于主观信念的行动产生深刻的怀疑，她追问着自己于革命到底有什么用，该同谁斗争，该到哪里去？流言激起的愤怒又迫使陆萍不断反驳外界对她的不公评价，寻仇似的指责一切。陆萍不再去关注医疗条件的改善，她的行为由具体实践退守到话语层面，她只能靠言说来坚持自己、肯定自己，否则便会彻底倒下。文本呈现的矛盾在此达到高潮。

　　早于40年代初，便有批评家敏锐地发觉，在小说中丁玲是经由陆萍的眼光来对周围环境和人物进行描述的。 3 这的确是作家展开文本的重要方式，医院的种种不良情况以及整个环境的荒凉、阴冷等等均透过陆萍的视角进入读者眼中。

　　此外，小说对人物的评价也是由陆萍个人好恶来决定的，比如窑门口那头发乱蓬得像母鸡，脸色苍白得像破布的村妇；“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地读介绍信的院长；笑中带着敌意和挑衅的林莎；糊涂懒惰，没骨头、没弹性的张芳子；慈悲又委屈，仙子受惩下凡一样的儿科医生⋯⋯文本将这些人物完全纳入陆萍的主观情感判断中来刻画。丁玲结构小说的这种方式，成为四五十年代批判文章所攻击的焦点之一：

　　作者借着主人公的感觉来描写了她的周围的人物，这些人物，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心灵的活动。随着主人公的判断、的印象，于是就抹煞了他们的一切，而造出了一个差不多是不可救药的一群。这是非常有害的客观主义的描写。4

　　莎菲(陆萍)女士不喜欢我们的延安。她看到的是“荒凉的四周”，闻到的是“难闻的气味”，⋯⋯延安的人，更是很少可以看得上眼的。⋯⋯延安的一切都符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评语：“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 5

　　80年代以后，评论家们的价值判断尽管发生了变化，但展开论证的基本逻辑并未发生移动。 6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在小说中，陆萍的视角就代表丁玲的眼光，陆萍的批判就是丁玲对延安的批判。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忽略了潜隐于文本内部的反讽性。也就是说陆萍与丁玲并非完全重合，丁玲在小说中为我们呈现的世界，实际上由陆萍对环境的观察和丁玲对陆萍的观察这两部分组成。在此，经由陆萍而来的种种感知并未构成小说的稳定判断，陆萍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有丁玲理解和认同之处，但它们恰好也是丁玲着意客观考察的对象，有待作家在创作中进行反思、检讨。这种结构文本的方法，将作家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灌注于人物，并在文本中呈现出批判性地看待问题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小说的内在反讽效应。而新近出土的关于《在医院中》的一篇说明检讨文字，恰好可以有力印证这一判断。在谈到小说创作的缘起时，丁玲写道：

　　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人，我喜欢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 7

　　如果从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读《在医院中》，我们会发现丁玲在行文中经常跳出陆萍的视线，反观人物，由此埋下了很多画外之音。小说开篇，陆萍一出场，丁玲给出的描述是：

　　这女子的身段很灵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

　　女着男装而显出的未成年样子，隐喻着初入革命组织的陆萍尚不成熟的状态，人物有意而为的欣喜神气也被丁玲点明。陆萍跟在管理科长身后，开始安慰自己的时候，丁玲的声音又出现了：

　　她不敢把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

　　此处，陆萍的心思在理想和颓丧之间摇摆，对任何环境都能“宽容”理解，恰恰说明了人物欠缺判断和应对能力，对环境和自我的认定尚不稳定。丁玲笔下的陆萍一直处于这种“恍惚”又“定心”的状态中。小说第三节，随着陆萍对医院的不满逐渐深入，她开始提出各种建议，也发生了一些冲突；人们便用异样的眼光打量这“小小的怪人”。此时丁玲写道：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就太显得不平凡。但作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这里，丁玲的视角已经与陆萍差别开来。从文中丁玲的措词来看，一方面，她并未否定陆萍的建议；另一方面也看到其难以在观念与现实层面实施的原因。紧接着小说提到陆萍，“她呢，她不管”这些，她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这一前一后的转折性语气十分明显地暗示了作家与人物的位置差异。在这节的末尾，丁玲以 “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来定位陆萍。小说中矛盾爆发的高潮部分，当陆萍激烈反击流言的时候，作家再次退到人物身后，并没有被陆萍的情绪裹挟而去：

　　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责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丁玲看出陆萍自以为真理在手时，丁玲已经不仅仅是陆萍了，她在人物之外，很清楚对方的心理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寻仇”、“指责”等字眼也表明了作家所持的差异视角。

　　由以上列举的文本细节，能够印证丁玲并非陆萍，她时刻注视着自己的人物，省察着陆萍的缺点和不足，并表露了某种否定性态度。丁玲眼中的陆萍并非不言自明的正确者。

　　同时，作家与她笔下人物的相合也应给予更深入的理解。丁玲的自白中非常真切的叙述了这种“血肉相关”的连带感：

　　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她还残留着我的初期小说里女主人公纤细而热烈的情感，对生活的憧憬与执着。是的，她已经比那些过去的人物更进了一步⋯⋯虽然我并非陆萍，但我是藉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 8

　　小说中陆萍自上海而延安的经历与丁玲十分贴合，由流动的沿海都市投向封闭的西北农村、由亭子间里的文人转向红色革命机构的一员，个人在现代城市与宗法社会之间、在自由知识分子与组织化的身份之间所体会到的不适感，是丁玲与陆萍能够相接通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其中包含着情感结构、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深刻自我变革。丁玲来到陕北，在革命政权中切实深入底层、与大众接触，这一变革随之在作家主体内展开，其艰难程度恐非笔墨可以带过。丁玲正是通过小说中陆萍与延安乡村社会及医院科层组织之间的多重隔阂，来表现自我变革中所遭遇的困境。此外，中毒事件发生之前，丁玲看似悠闲地宕开一笔，描写了陆萍困顿中的思乡情怀，也从细微处闪现出作家对人物处境的感同身受。

　　而在丁玲的构思中，理想的陆萍是“一个活的人，有血肉，有情感，能被读者了解，与读者相亲切，气息相通”：这个人物必须懂得客观环境的变化，了解周围人物的优点和缺点，牢守工作的法规，有步骤的来完成他的理想⋯⋯以它的历史使同时代的青年女子同情她，以她的欢乐为欢乐，以她的悲愁为悲愁，而且她不只要夺取她们的爱，还要为她们的模范，她们要拿她作为自己的勉励，愿与她同化。她必定是一个模范的青年的共产党员。 9

　　如何从有热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为革命组织内模范的共产党员，这应是作家想要伴随她的人物共同走完的路。但四五十年代的批评家们过于迅速地将陆萍与丁玲都打上了小资产阶级印记加以批判，无形中取消了这个因其艰难便不可一蹴而就的身份变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