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宇宙的情思——朱光潜美学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大约六十年前， 鲁迅对朱光潜先生“静穆” 的美学观有过批评。(参阅《且介亭杂文二集·“ 题未定” 草(七)》。这“静穆” 的观点在朱先生六十年代以前的美学思想中， 的确是其核心所在。看得出， 当时两种美学观冰炭不容。然而意味深长的是， 时隔二十年后即1956年， 又正是朱先生自己， 以一位学者所固有的严肃与真诚， 把当年鲁迅的批评又进一步肯定与深化了。当然，

　　那已经是转到政治上去批判了。

　　这一年， 朱先生发表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长篇。从自己思想演进的历程， 时代、阶级的根源， 谈到追求“静穆” 美学观对“ 人民革命事业” 的危害。他把自己在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的《谈美》、《文艺心理学》等著作， 把这些著作所提倡的“ 闲逸冲淡” 、“ 清虚无为” 等， 都放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大约十年期间， 即放在“ 反动统治最猖撅” , “ 中华民族最危机” , “ 革命斗争最尖锐” 的时代大背景上来分析， 认为这无异于“在沉闷的时代” , 给“处在仿徨优郁” 的青年， “打了一针瘫痪活力的麻醉剂” , “ 客观上有利于反动统治的‘文化围剿”。这个自我批判在朱先生的美学历程中， 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如果从1949年北平解放算起， 到完成这个批判， 大约经过了七年时间。这期间， 朱先生除翻译了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1950年出版)外， 几乎见不到学术方面的其他著述。由此可以想见这个转变的艰难。

　　当然，

　　这个批判对于朱先生的思想演进来说， 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种自我批判， 如果从政治上来讲， 当然是有道理的。处在那样水深火热、民族危亡的年代， 仍然提倡一种“避风息凉” , 甚至“ 看戏” 的人生态度， 自然是不对的。然而问题又并不这样简单。只要走进传统美学那个圈子， 谈到对审美的理解， 就难免有那种“ 无所为而为” 的超功利的主张。

　　正如朱狄先生在《当代西方美学》中说过的， “不管对审美无利害关系这一命题采取赞成态度也罢， 采取反对态度也罢， 我们都能看到许多美学理论的确是在围绕着这一核心概念而运转”。他甚至认为，“ 我们只要把这一概念置于美学理论的中心地位， 就能把西方近代美学和西方古代美学区别开。其实， 即使在当今美学的著述中， 类似的看法也是司空见惯的。前几年， 甚至把禅机妙悟也引入审美理论。审美被说得像禅定一样玄妙， 不是亦为不少学者所接受吗？可以设想， 如果把这些看法也放在朱先生当年的那个时代背景上， 难道不同样会有“ 助封为虐” 之虞吗？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们便仿佛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 , 或者说一个“悖论” ：正题—美学不能不为人生， 因为美学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于这一点， 朱先生在当年的著作中是极为重视的。那么， 同样的道理， 作为反题—美学为人生又是不对的， 因为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传统美学理论的核心， 恰恰在于“超功利” , 在于“ 无所为而为” 。朱先生在其自我批判的著述中着重剖析的， 也是这个思想。因此， 我们可否这样认为， 朱先生美学思想的所谓“反动性” , 与其说取决于他的出身阶级， 勿宁说是上述传统美学的这个“悖论” 使然， 不过， 确切地讲， 标志着朱先生美学思想转变的根本问题， 却不仅仅是对上述悖论的克服， 而是在更探的层次上， 向马克思实践观点的饭依， 是对他以往所持的直观观点的否定。

　　(丁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