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的时代之歌——读魏巍作品札记

　　从解放区走入新中国，之前和之后都坚持不懈进行创作的革命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并不多见，魏巍便是其中之一。他说自己首先是一名战士，然后才是一名作家，从他的革命经历和创作实践来看，的确如此。

　　真诚拥抱生活的写作态度

　　魏巍从17岁参加八路军115师军政干校起，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又在20世纪50年代3次奔赴朝鲜战场，第二次入朝曾在阵地上住了一个月，睡觉地点最近距美军仅仅400米；20世纪60年代奔赴越南战场进行实地采访，见到了越南的最高军事领袖，也接触到普通的战士；20世纪80年代，为写《地球的红飘带》，他实地寻访长征路，第一次崴脚没有完成，第二年坚持寻访完毕；20世纪90年代，他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遍访我国的各大油田，深入不毛之地的荒漠腹地，登上浩瀚海洋的钻井平台，为石油战线的工人们鼓与呼，进行了一场“和平建设年代的战争”。

　　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使魏巍拥有了丰厚的创作素材，而这些素材能不能生发为创作资源，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如何看待和处理生活和文学之间关系，他说：“我坚持只有我信得过的生活我才写。”而且他认为，文学创作只能“有中生无”，而不能“无中生有”。“有”即广阔的现实生活，“无”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学想象。为写好《东方》第25章“城市”，他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挂职任车间党委副书记；为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社会历史巨变，他到华北农村合作社和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至于战斗场面、战斗人物，则来自他在朝鲜战场上的亲身感受。

　　除此之外，魏巍还非常重视采访。他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说：“深入的感受跟深入的采访也有关系。就拿在战士中的采访来说吧，你跟他们谈得深，你对他们了解得深，他们的气质、思想、感情，就会感染你，使你也深入到他们的情绪中。也就是说，使你感受得更深些。” 魏巍本人是一名久经沙场的战士，他在晋察冀边区曾经战斗生活过10年左右的时间，在解放大西北行动中指挥过剿匪战斗，本就具有的战士情怀和时代热情通过实地采访抗美援朝战士们的英雄事迹而被得以激发和高扬。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部集子中，作者融具体的史实、饱满的诗情、高昂的政论于一炉，真实展现了二战之后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这场国际战争，热情赞美了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强权入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

　　关注时代

　　魏巍作为一名战士作家，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关注时代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从他的两篇日记中可以充分感受到。20世纪50年代，共和国刚刚建立，经济建设和保家卫国成为当时的重大事件，“祖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抗美援朝”、“赶走美帝国主义”等等成为当时的流行语，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语言当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但在当时恰恰是一种“日常叙事”，是时代的流行语，也是魏巍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

　　另一篇日记记于同年的11月2日：“以后又谈自己想做个绒上衣，我忽然想起他们政委也是爱谈表、笔等，使我一下想起许多事情。我们的干部不是不好，但还有不少干部精神境界有些不广阔。钢笔、手枪、衣被等等成为谈话内容。这些东西当然也是应当改善的。”时代的政治激情和战争文化共同铸就了魏巍对理想人格的自觉追求、自我思想的严肃拷问和精神世界的高度净化。

　　优秀的作家总能将自己的精神追求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20世纪40年代的《黎明风景》，20世纪50年代的《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前进吧，祖国！》《这里是今天的东方》等系列通讯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井冈山漫游》《广平的夜》等作品回响着时代的强音，充溢着震撼人心的革命激情、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的自我牺牲精神、不怕艰难困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今天读来，依然振奋人心。

　　更能体现魏巍的革命立场和现实关怀的作品当属他的思想杂谈类散文，《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夏日三题》《春天漫笔》《路标》《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我们的时代需要千千万万雷锋》创作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关于得与失、奉献与索取、集体与个人、劳动与享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幸福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既属于时代的宏大主题，也关系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年人的日常情感。魏巍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选取身边的事例，运用亲切自然的语言，或对比分析、或一疑一答、或真情讴歌、或娓娓道来，既具诗人之情又带战士之气地将一个个看来枯燥而又模糊的问题呈现得生动活泼而又明确坚定。

　　革命战争三部曲《东方》《地球的红飘带》和《火凤凰》分别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或许有人会认为魏巍的创作与时代脱节了，殊不知这三部作品正是他有感于当时时代存在的问题才创作的。他在《诗与时代》中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有的人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关心的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的诗人应该把读者的眼光引向广阔的天地，而不要引向个人的小圈子。是关心祖国、关心人民的命运和前途，还是关心个人？是宣传集体主义，还是宣传个人主义？这是诗人要严肃考虑的。”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反映时代主题，关注时代脉动，成为支撑魏巍坚持创作长达六七十年的内在动力。

　　既具鲜明倾向性

　　又力求突破传统的美学追求

　　1951年，魏巍在《我怎样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对写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深了，写出来，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劲，人家谈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本还没有感受呢，那就不用说了。” 10年之后，魏巍在广州军区的一次文艺讲座上做了题为《我的文艺信条》，依然主张“写自己感动的东西”。

　　魏巍的散文之所以感人，除了作品内容、人物本身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外，作者因受感动而饱含的激情以与读者互动的方式酣畅淋漓地宣泄出来，运用排比修辞以增强感情抒发的力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身为作家的丁玲对魏巍作品的解读可谓一语中的：“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而且同钻进的灵魂融合在一起，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因此，他所歌颂的人，就非常清晰、亲切地贴在人心上，使人兴起，使人上进，使人愿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提高一步，向着这些最可爱的人靠近。”

　　阅读魏巍的散文的过程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作者、读者三方在共同弹奏一曲多声部的“复调”过程，是三方共同完成文本的再创作过程。如果说魏巍散文的重要美学特征是鲜明的倾向性的话，他的长篇小说尤其是《东方》则体现了作家可贵的艺术探索和大胆的艺术突破。小说开头主人公郭祥的出场便可谓匠心独运，作者非常巧妙地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郭祥和另外一篇后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小兵张嘎》中的嘎子焊接在一起，这种二度虚构的手法，既强化《小兵张嘎》中嘎子的真实性，也丰富了《东方》中郭祥的传奇性，两个人物的“穿越”给人一种亦真亦幻的审美感受，两个不同时代的文本呼应扩大了彼此的叙述空间。

　　小说另外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彭总的刻画和塑造，则既还原了历史真实，给读者以身临其境重回现场的历史感，也适当加以虚构，不拔高、不虚美，使人物形象变得亲切饱满，宛如生活在我们身边。“我在湘军当兵，有一次派我当侦探，被抓住了，刑法很厉害，有一次实在受不住了，想承认，可是第二天又坚持起来，到底让我挺住了，最后闹了个取保释放。”小说中彭总对郭祥的谈话，是非常巧妙而大胆的，既体现了彭总的谦虚坦诚，也一改以往写英雄便毫无缺点的呆板平面，更隐含了革命家和作者对生命与革命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