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季刊创刊号考释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是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双子星。创造社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冯乃超、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主要成员，主办有《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流沙》半月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其中《创造》季刊出版于1922-1924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第1卷4期，第2卷2期，共出6期。

　　在创造社出版的期刊中，只有《创造》季刊为纯文艺刊物，专门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译作和评论，著名作品有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残春》《星空》《王昭君》《卓文君》，郁达夫的《茫茫夜》《春潮》《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茑萝行》，张资平的《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上帝的儿女们》《回归线上》《爱之焦点》，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午饭之前》，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灰色的鸟》，滕固的《壁画》《石像的复活》，陶晶孙的《尼庵》《木犀》，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张友鸾的《坟墓》，穆木天的《复活日》，倪贻德的《花影》，淦女士的《隔绝》，周全平的《迷途的小羊》《林中》等，因而广受欢迎，每一期都重版至五六次之多，这在期刊出版中是不多见的。

　　《创造》季刊的终刊号是第2卷第2期，1924年2月28日发行。但关于它创刊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却有不同说法。

　　上海书店在1983年9月影印全套《创造》季刊时注明该刊是1922年3月15日创刊。而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棠棣之花〉》一文中写道：“在一九二○年的十月十日《时事新报》的《学灯》增刊上把第二幕发表了。后来被收在《女神》里面。又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把第三幕发表了。”

　　刊物本身也是这种情况：创刊号初版本的版权页上明确记载着“中华民国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发行”，而8月25日发行的第2期初版本版权页上的第1期目录中又写着“五月一日出版”。同一种刊物怎么会有两个创刊日期呢？

　　创刊号是郭沫若委托郁达夫编辑的。网上流传的一份《郁达夫年表》中这样说：“1922年3月15日，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付印，5月1日起由泰东图书局正式发行。”这里把两个日期调和起来了，似乎消除了矛盾。但问题是，3月15日明明是发行期，怎么会仅仅是付印呢？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郭文友著《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写道：“三月十五日，郁达夫编辑的《创造》季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一号)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创刊号原定一月一日出版，后以《茫茫夜》尚未创作完毕，又改定本日出版。但事实上，创刊号发稿后，又以书局无人负责校勘，故一直愆期到五月一日才同读者见面。”这个说法是符合情理的，应该就是事实真相。

　　看来，《创造》季刊本来计划在3月15日创刊，而事实上一直到5月1日才真正面世。于是乎郭沫若在文章中才会如是说。

　　创刊号初版本卷尾有郁达夫的一篇《编辑余谈》，写于1922年2月13日。在重版本中，郭沫若在该文后面加了两条附记。第一条的后半部分是：“本志有改版之必要的原因是(一)初版错误太多，(二)自第二期起，改用横排，须求画一。里封面及各栏栏面图样均出自陶晶孙兄之手。一九二二年七月六日沫若志”。第二条是：“本期改版后，得卫天霖兄的封面画使增色彩，这是我们为艺术及私情上两都感谢不尽的。二三年六月十四日，沫若再志”。

　　可见，创刊号的二版大约是1922年7月发行的，三版大约是1923年6月发行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四版是1928年2月20日发行的，五版是1929年5月20日发行的，此时刊物本身早已停刊了。从第三版起，封面用的是卫天霖的绘画，而第二版的封面或许与初版本(见附图)是一样的。在《创造》季刊全部6期中，后5期全都是横排本，创刊号自二版起也全是横排本，只有初版本是竖排，从版本学角度看，这个初版本堪称珍品了。

　　当然，重版本与初版本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版式，还有文字上的。郭沫若第一条附记的前半部分中有这样的话：“以上达夫的余谈后半截有关于第二期的预告的，我因为不关紧要，删去了些。”而《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编》引录的《编辑余谈》全文是重版本上经郭沫若删削后的文字，用作书前插图的也是由卫天霖作画的封面。作者可能没有见到初版本。

　　新文学版本研究十分注重单行集的版本源流，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版本现象绝大部分是由单行集的重版而产生的。记得当年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曾规定必须使用初版本，近年来编辑某些作家的文集全集时也强调以初版本为据，为此到全国各大图书馆挖掘初版本。但不可忽略的是，新文学刊物也有重版情况，尤其是一些广受欢迎、发行量大的刊物，如著名的《小说月报》等。《创造》季刊每期重版多达五六次，可谓是佼佼者了。虽然《千秋饮恨》收录的《编辑余谈》是节文，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新版《郁达夫全集》收录的是未经郭沫若删削的真正的全文。当然，这个情况是经郭沫若在附记中明确指出的，那么创刊号上的作品有没有改动呢？我用初版本和重版本校勘了郭沫若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的《棠棣之花》第二幕，发现作者没有作过修改，但确如他所言，初版本上的错误很多，既有文字错误，也有标点错误。这些错误在重版本上大多被纠正了，却同时又产生了数量不亚于初版本的新的文字和标点错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的《〈棠棣之花〉汇校本》所采用的就是重版本，从而沿袭了这些新的错误。我认为，如果以初版本的文本为依据，根据重版本校正其文字与标点错误，同时忽略重版本上新的错误，是能够复原这一幕的郭沫若文稿原貌的。可惜由于校注者没有见到初版本，《〈棠棣之花〉汇校本》中的《创造》季刊创刊号文本与郭沫若原稿尚有些微距离。可见，对新文学刊物版本的研究应引起学术界更进一步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