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戏剧与契诃夫

　　曹禺戏剧创作受到契诃夫戏剧的影响，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1935年他写《日出》， 对契诃夫戏剧颇为着迷。契诃夫戏剧的卓越艺术是多方面的， 从《日出• 跋》中我们可以看到曹禺当时感兴趣因而给他创作《日出》以一定影响的， 一是情节、结构的平淡无奇， 二是刻画人物灵魂的高度艺术。这是曹禺当时对契诃夫戏剧的个人理解， 也与他对《雷雨》技巧上“ 太象戏” 的不满足有关。《日出》中张牙舞爪的穿插、曲折变幻的情节减少了， 结构上不用一个主要情节、主要冲突来组织全剧。陈白露休息室里集中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形色色人物， 他们出出进进， 扯皮调笑， 唱戏打牌，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比较接近契诃夫。并且通过许多互不关联的生活事件来深入探索陈白露的内心冲突， 尤其是第四幕中陈白露与王福升的丫段对话， 各说各的， 就象《三姊妹》第二幕安德烈与公务员费拉彭特的一段台词一样， 颇富契诃夫风味。还应该指出的是， 曹禺初次接触契诃夫戏剧， 对于他“ 深邃艰深” 的艺术并不能完全心领神会， 得心应手地运用。契诃夫戏剧只是部分地影响了《日出》的创作， 还没融合进这位中国剧作家的整个创作个性中。例如， 就人物论， 顾八奶奶与《樱桃园》中郎涅夫斯卡雅有许多相似之处， 但是契诃夫对人的复杂心理具有细致、深入的把握， 他细致地处理了自己的主人公而没有流于粗率， 写出了“有灵魂的活人” 。《日出》写顾八奶奶有其成功之处， 但喜剧性中缺少点更深沉的东西。

　　这主要决定于这位青年艺术家刚踏上社会时对生活的认识， 而他当时对契诃夫“ 深邃艰深” 的艺术也还没有透彻地领悟。

　　艺术的发展， 往往取决于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提高。契诃夫的现实主义艺术， 更要求作家深入地把握生活和生活中的人。曹禺写《北京人》， 已是六年之后， 他的生活阅历、艺术经验都更为深刻、成熟， 在艺术方面也有深刻的“反省”， 因而对契诃夫戏剧艺术的领悟与借鉴就能得心应手。他写《日出》时曾经为之倾倒而未能实现的夙愿， 在《北京人》中实现了。契诃夫引他进入一个更为风光旖旎的戏剧美学王国， 使《北京人》呈现出一片新的艺术风貌，平淡幽远中的深沉紧张， 忧郁哀伤而明朗乐观的情调， 满贮着幽婉深长的抒情诗意。这风格显然有别于《雷雨》的紧张热烈激荡郁愤。它既保持了曹禺戏剧风格中属于他个人所特有的、一贯稳定性特质， 又增加了新的艺术因素。艺术的发展与新的风格的形成， 主要得力于契河夫。

　　中外戏剧家之间这种艺术上的影响性关系， 引起我们探讨的兴味。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 究竟什么是契诃夫戏剧艺术的真正特色？它对曹禺戏剧发生了哪些影响？曹禺是怎样吸收契诃夫戏剧艺术， 怎样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的？

　　我们发现， 在契诃夫戏剧影响下， 曹禺的戏剧观有所发展和变化。他学习契诃夫现实主义的编剧艺术， 致力于描写日常生活琐事的叙事性和潜伏的内心冲突。他的戏剧审美观比较接近契诃夫， 因而他的人物也具有契诃夫式戏剧人物的美感特征。他在戏剧语言、气氛渲染、哲理象征等方面， 吸收了“ 契诃夫式的新形式” , 发展了剧本的抒情性与诗意。总之， 曹禺在自己的创作个性中成功地融合进了契诃夫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精神， 实现了对“自己” 的新的突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朱栋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