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南行记》中底层人物形象塑造的鲁迅因子

　　艾芜是在鲁迅的指导下正式踏上创作道路的。他直接受过鲁迅的谆谆教诲，并一直遵循鲁迅的教诲进行文学创作。1935年艾芜的经典之作《南行记》出版，立即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这部小说以边疆异域人民的下层生活为题材，描绘了人世间的不幸和旧中国土地上的灾难。值得注意的是，艾芜通过《南行记》向文坛贡献了一组触目的底层人物形象，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和人生启迪意义。本文通过对这组底层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考察鲁迅对艾芜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并挖掘其形象内涵中的鲁迅因子。

　　1931年艾芜与同时期小说家沙汀联名写信给鲁迅，请教小说题材问题，这次通信对两位作家的创作历程有着非凡的意义。艾芜坚信鲁迅的教导，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趋向盛极一时的“革命文学”风潮，选择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流浪题材，下定决心打算把自己身经的、看见的、听过的，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切切实实地描绘出来。而且艾芜继承了鲁迅“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紧紧地拥抱现实，真实地再现现实，认为文学是要认识人生、评论人生、描写人生的。可见，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展示人生的苦难成为艾芜写作的主要目的。后来他写出的影响深广的成名之作《南行记》，成功地将自己对人世底层苦难生活的体验，与下层劳苦者共命运的经历展示给世人，完美地达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

　　艾芜亲身经历了一个劳动者在吃人的旧社会所遭受的一切苦难，用他自己的话说：“下层人民的苦痛和辛酸我是饱尝过的”[1](P161)，所以他对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有切身的感受。

　　鲁迅的小说与艾芜的《南行记》题材取自旧社会，单就题材向度而言，都可视为底层叙事的文本；同时两者的作品都在于表现社会最底层弱小者濒于绝境的悲惨遭遇，单就主旨取向而言，都可划入底层创作范畴。因此从他们作品中走出的底层人物，有着完全一样的灰色黯淡的人生、无处安身的命运和悲苦凄楚的境遇。

　　首先，悲痛而残酷的生存处境。其次，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再次，被社会抛却的命运。鲁迅与艾芜笔下的底层人物虽勤劳、坚忍、任劳任怨，可是却贫穷、困苦、生活潦倒，这是他们笔下底层人物的共同印记。鲁迅笔下的底层人物没有如艾芜笔下人物那般勇敢、强悍，甚至具有被魏大爷唾弃的胆怯和懦弱的性格特征。鲁迅写作的主旨是批判国民性的弱点， 因此，只能把底层劳动者身上的人性弱点民族负面因素作为暴露和批判的对象。当他们身上愚昧、懦弱、自欺欺人等弱点在鲁迅细致的笔墨下呈现时，并没有产生消极厌世的作用，相反却启示着人们应当勇敢地摧毁这残酷无情的社会，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状态以及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现状。鲁迅对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在这些人物身上凝聚着作者对中国命运和出路的深刻思考，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为民族现状与前途的焦虑之情。鲁迅与艾芜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抱有深深的同情。他们通过小说对中国底层劳动者进行描绘和揭示，但并不是一味地、单纯地为写底层而写底层，而是坚持以底层为媒介，透过其特有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命运，去探照和剖析整个民族的精神生态。鲁迅与艾芜是在通过这些带有血泪的人和事揭露社会现实的黑暗本质，传达一种忧愤深广的精神。

　　鲁迅与艾芜作品中的底层人物虽然都受尽煎熬，都是承受着生活重压的不幸者，但在面对黑暗现实的沉重压力时，却表现出不同的生命意向和理想信念。在《南行记》的许多篇章中我们随处可见这样一群人，身处恶劣环境，身上却有着一种顽强的求生愿望和强悍的生命之气。艾芜创作《南行记》并没有一味沉浸在对黑暗的愤怒抨击和对苦难的深长叹息中，而是在文本中通过笔下彪悍粗野的下层人民身上顽强砥砺的生命意志，向我们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信念。我们也通过这些底层人物的特殊生存方式，多角度多方位地了解社会，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的认识。鲁迅如实地描写了底层人物的国民性弱点，深刻地批判了麻木民众的旧思想与旧道德，具有人生启迪意义。所以虽然鲁迅与艾芜笔下的底层人物在面对艰苦的人生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表现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但都传达了生存的希望，给人一股要搏斗要生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