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与高尔基反思国民性的比较

　　艾芜和高尔基缘于漂泊与流浪的经历，开始了对国民性的反思。高尔基对俄罗斯国民性的思考，主要是对“小市民”的奴性心理的批判，即对安于命运、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抗拒改革的国民性弱点的批判。艾芜侧重描写边缘人最本真、最原始的生命状态，展现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人性。他们反抗强权、倔强坚韧、野性不驯、蛮性十足、不受约束、不安本分的“另类”性格，正是过于“儒化”的古老民族所缺乏的。

　　艾芜感到，中国人需要注入“年轻少壮的血液。源于流浪的国民性思考；艾芜与高尔基都在二十岁左右，向不可知的远方走去，一生都钟情于流浪。高尔基曾经三次漫游俄罗斯，而艾芜也是三次南行。他们的文学道路都缘于流浪。漫游俄罗斯与南行滇缅成为高尔基与艾芜文学创作的源泉，他们都以自身的流浪生活为素材，美丽的风景、奇异的人生和斑斓的世界，尤其是其间真挚的感情和内在的思想，构成了各具特色的小说世界。他们在各自的“地盘”上独立行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和特有的文学风采。艾芜是在流浪过程中开始研究人的，并形成了随时随地研究人的习惯。

　　他在《缅甸人给我的印象》中说：“我到一个地方，总爱研究那些异乡人的性情，而且把先前接触过的人，拿来两相比较，觅出他们的差异来。”高尔基剖析小市民的奴性心理；高尔基的论文是他自己创作的最好注释。比如《两种灵魂》、《不合时宜的思想》、《谈谈小市民习气》、《论俄国农民》等，就对俄罗斯的国民性弱点和俄罗斯人的精神心理弱点进行了批判和剖析。

　　艾芜表现边缘人的“另类”性格；

　　艾芜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思考国民性问题的。首先是在区域文化之间进行思考的。巴蜀与滇缅边地作为边缘区，与中原、沿海一带相比，都更多地保存了蛮性和野性。只不过巴蜀与真正的滇缅荒野山区又有所不同，至少中国传统文化对蜀人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在仁义道德相对稀薄的背景下，蜀人的野性又与正统文化纠结在一起，产生出怪异的巴蜀图景。

　　同样是处理“淫奔”事件，张天翼的《脊背与奶子》中，族绅长太爷看上了任三嫂的“奶子”，他不是直接以暴力方式来满足自己 “脊背”，并以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解释：“我一定要整顿整顿这风气，给那些相信邪说的无耻之徒看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桩都不讲了，这还了得……！淫奔———万恶淫为首……非严办不可！”而沙汀《在祠堂里》中，李海山对自己用钱买来的“不贞”的太太大发“雄威”，不用找“理论根据”，直接动手蛮干，咆哮和拳头双管齐下“：狗日的！我总要叫你认得我！”他伙同几个下级军官，用手巾堵塞住太太的嘴，把她塞进棺材里面，给活活闷死了。相对而言，滇缅荒野山区是离儒家正统文化更为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才可能存在更纯正的蛮性和野性。《南行记》中那些小偷、强盗、偷马贼、盐贩子、赶马人、抬滑竿的、私烟贩子……

　　是时代大潮冲击圈外的人物，处于边缘状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或者说被现实生活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当他们进入边地世界成为“野人”，回到自然状态的时候，他们无所顾忌的生命形态完全展现出现。他们成为反抗强

　　权、野性不驯、蛮性十足的人物。

　　艾芜与高尔基反思国民性的异同；

　　艾芜与高尔基对国民性的思考，都导源于各自的流浪生活。他们都是从自身的经历、感受、体验中获得启示，从而展开思考的。他们的思考不是主观臆断，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符合客观现实，其思想意义是深远的。相比而言，艾芜更多地表现自己的感性经验，《南行记》感性的内容多一些，《飘泊杂记》的理性成分有所加强。高尔基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其作品的思辨性要强一些。与同时代作家相比，艾芜与高尔基的反思都从最底层的生活出发，具有原生态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