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南行记》中的英国形象分析

　　艾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南行记》是一部极具艺术独创性的作品。它塑造了未曾被以往作家所关注的流浪者形象， 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南国风情， 从而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 丰富了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把我国西南边境的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首先带到文学作品中来， 是艾芜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

　　《南行记》正是因为具有独特的异域情调、传奇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抒情色彩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异国形象是形象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异国形象， 按照巴柔的界定， 是“在文学化， 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的认识的总和。”

　　本文尝试对《南行记》中出现异国形象较多的短篇小说稍作分析，

　　以达到从形象学角度去解读艾芜的早期创作的目的。这里的异国形象主要是针对英国形象而言。

　　《南行记》包括二十四个短篇和一个中篇， 作家在作品中涉及到的英国形象， 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首先， 作品中的英国形象给人印象最为直接的、最为明显的就代表英国的英国人形象的外貌描写。其次， 从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英国形象的存在来自于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其三， 作家在小说中对英国人形象的描述所用的一些词可以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英国形象的特征本性。形象学认为， 异国形象虽然是经过作家之手创造出来的，但它绝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行为， 也就是说， 作家对异国的理解离不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 异国形象是作家根据他本人所属社会和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 是整个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晶。有学者认为， 他者形象与塑造者处于一种不可或缺的必然联系之中， 二者之间交互作用。由于形象的生产过程涉及的第一个行为是“观看”， 因此， 形象的塑造者首先便以注视者的身份出现， 作为他者的异国形象则成为被注视者。虽然在双方的关系之中注视者与被注视者表现出了某种互动性， 借用巴柔的表述即为“我注视他者， 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给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但在这种关系中， 注视者始终占优势地位。

　　《南行记》中异国形象、异域情调得以展现在读者面前正是由于作家有过早年时期流浪生涯的经历。1925 年， 艾芜的父亲因经营不善而失去了全部土地， 接着母亲病故， 家庭的衰落迫使艾芜中断学业。而为了谋生， 年仅 20 岁的艾芜便告别故土， 踏上了流浪汉的征途。他由四川入云南， 又由云南流浪到缅甸和南洋一带， 前后历时六年。在人世间， 流浪者的坎坷生涯是最为凄苦的。在漫长的流浪途中， 为了生存， 艾芜当过各种杂役， 从事过各种艰苦的劳动， 也结识了许多形色各异的人生流浪者， 甚至一度与那些被迫铤而走险， 沦为盗贼的流浪者们朝夕相处， 共同生活。这样， 作家就能亲身感受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流浪者们身世的辛酸和他们身上未曾泯灭的人性。更重要的是， 这段流浪生活也使艾芜的思想产生了根本的转变， 他说“：那段流浪生活每当我回忆起， 就历历在目，

　　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的心里， 因为我和那些被压迫的人一道受过剥削和侮辱  我热爱劳动人民， 可以说是在漂泊生活中扎下根的； 我憎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可以说是在漂泊生活中开始的； 我始终认为那段漂泊生活是我的大学， 使我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有了这些丰富的经历， 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于是， 他“下了决心， 要把身经的、看见的、听到的  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的悲剧， 切切实实地描写下来”，“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和朦胧反抗的冲动， 刻画在创作里。”

　　我们知道，

　　英国在亚洲已经有很长的殖民历史。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 近代殖民主义就伴之而产生。殖民剥削是直接为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它通过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 掠夺它们的丰富资源， 为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源源不断地灌注营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来说， 这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抽血过程。殖民统治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正因此， 殖民国家在世人眼中就是贪婪残暴的形象， 很容易就能激起人们胸中的怒火的。而在艾芜的《南行记》中， 作家对异国形象的感情( 在这里特指对英国人形象的感情) 并没有很激烈的愤怒、怨恨， 仅仅是比较平静的抨击联合揭露。艾芜真实地感受过滇缅边地底层人们的苦难生活， 见识了英国人在克钦地区的行为， 所以， 作家必将会在自传体小说集《南行记》中涉及到异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