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化学知识点之蓝色沉淀
贤知助手整理了初中化学知识点之蓝色沉淀,希望对同学们有...
艾芜(1904-1992年),曾怀着“劳工神圣”的信仰,孑然一身,流浪在我国西南边境,以及缅甸、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充当过杂役、马店伙计、僧人伙伕、报馆校对、小学教师 等各式职业,亲身获得了《南行记》集里的那些特异的生活素材,体验了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缅甸当局驱逐出境回国,不久成为左联青年作家之一。《南行记》是艾芜最突出的短篇集,以一个漂泊知识者的眼光观察并叙述边疆异域特殊的下层生活,刻画出各式各样具有特殊命运的流民形象,包括偷马贼、烟贩子、滑竿夫、强盗、流浪汉等等。这些人被社会抛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被迫采取各种奇特的谋生手段,表现出性格上的特异色彩。艾芜笔下很少写反面人物,但他也不回避劳动人民身上被苦难生活扭曲成的畸形和被统治者的思想毒化了的那一部分污垢,并没有为赞美他的人物而人为地“净化”其灵魂。由于艾芜艺术个性中对人民的美和善的品格的特殊敏感,他总是能在怪戾的言行中挖掘出下层人民的灵魂美,在渣滓堆里发现闪光的金子。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描写流浪知识青年“我””在昆明走投无路的窘困生活,读来并不觉得低沉,字里行间充溢着一股对生活执著的力量。他还有一些小说暴露帝国主义分子对殖民地人民,尤其是妇女的任意所为,感情色彩颇强烈。《山峡中》被公认为艾芜早期的代表作品,写一群被生活逼迫铤而走险的流浪者的生活。他们走私、行窃,甚至杀人越货,以恶对恶,但不乏爱憎分明与惮憬美好生活之情。外号叫“野猫子”的姑娘,生活使她变得强悍不羁,她的机灵、泼辣与正直,给人很深的印象。而小黑牛由懦弱走向死路的不幸命运,正是作者对旧世界的愤怒控诉。这篇小说很能体现艾芜这时期的特色:用特异的边地人民传奇生活为题材,开拓了现代文学反映现实的新领域。并且,在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之内,发展起一种充满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感情的、主观抒情因素很强的小说。艾芜40年代的创作向纯写实回归,影响却减少了许多。
以小说闻名的艾芜,同样善于写散文。他的《飘泊杂记》、《山中牧歌》,和其小说集《南行记》一样,多描写西南边陲的浪漫风情,但更朴素清新
在开初反映抗战生活的小说中,《面行记》的作者艾芜表现出一个文学家对民族解放战争形势下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动的全部敏感性。《秋收》细致地写出姜老太婆一家对帮助农民收割的国民党伤兵,由疑惧到欣喜的思想变化,这是抗日高潮骤起时人们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侧面。《纺车复活的时候》迅速反映了抗战初期农村手工业复苏的景象。帝国主义洋货对民族市场压力的减轻,给中国的农村带来新的经济活力,也给农村少女带来新的憧憬。艾芜朴实地写出了这些光明的气象,他的缺点在于观察得比较平面,也因历史的进程还未把它的复杂性全部展示出来。等到抗战热潮一过,艾芜也就转而去暴露国统区农村充斥的黑暗和污秽了。
艾芜在抗战环境中消退了自己以往的浪漫风格,明显地转向暴露压迫和苦难。这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是三个长篇。《丰饶的原野》的第一部分《春天》,写于抗战前夕,单独出版过数次,直到1945年才有了续篇《落花时节》。作者第一次取材于自己的故乡,试图通过三个农民形象来解剖我们的民族性格,探索“以农立国”的祖国命运。艾芜说过:“历史之所以进步得慢,总爱走迂曲的道路,赵长生这类型的人,我疑心他们是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的。”(注:艾芜:《〈春天〉改版后记》,《艾芜研究专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 页。
由于情节发展的迟缓,人物性格的定型化,整部小说显得沉闷;而描写的琐屑,成为作者难以摆脱的毛病。《山野》是他重要的抗日长篇小说,结构紧凑,在一日一夜的时空里,容纳下广西吉丁村山寨面临日寇入侵所发生的全部事件。作品显然把吉丁村当做全国抗战的一个缩影来写,在民族矛盾外,加上阶级、宗族、爱情的各种关系,反映抗日阵线的各类斗争,以暴露我们内部的各种精神痼疾为主要特色。过分明晰的理念分析反而使作品对生活的描写与人物的刻画,失去了文学所应有的模糊性与丰富性。此后又有了五十万字的《故乡》。这部比较成熟的长篇,写大学生余峻庭满怀抗日热情返回家乡,在二十天里所见的灰暗现实。小说在写出众多的两面性人物群,揭示战乱时期形成的腐败、病态的心理世界方面,达到一定的深度。场面是错综的,笔调是悲怆的。艾芜这时已改用一种冷峻的批判态度来解剖自己的人物,并获得了部分成功。在其他的暴露性很强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的悲剧》和《芭蕉谷》中,作者又把视线投向各式各样在贫苦无告中挣扎的农村妇女。到1947 年写出短篇《石青嫂子》,表现内战给一个劳动妇女带来的不幸,她的韧性使她对生活仍抱有信心。这个人物为艾芜创造的妇女形象做了一个最好的小结,而且,为他的作品增加了力度。艾芜抗战后的暴露,在表现社会的广阔程度上有大的增强,同时失去了他宝贵的浪漫气质。只是在挖掘中国人民性格最美好的底蕴方面,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的不懈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