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与惠特曼诗歌女性形象比较

　　艾青与惠特曼诗歌女性形象比较

　　在“五四”以来的新诗历史上，没有哪一位诗人或批评家像艾青这样分别在30、40 年代和70、80 年代———两个现代文学的辉煌时期均创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诗歌艺术，为中国的新诗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艾青是一位集画家﹑作家﹑诗人于一身的文坛巨匠，他的创作深受东西方文化的浸渍，博采百家之长。

　　艾青从以《草叶集》盛名不衰的惠特曼身上受益匪浅，在作品中留下的痕迹也显而易见。尽管艾青本人一再著文声称自己受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影响较大而不是惠特曼，但在意象的使用等具体操作维度上，惠特曼与艾青颇具心有灵犀之举，尤其是在勾勒女性形象上，两人的作品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人物的选择：男性视角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作者用地名代替乳母的名字，一方面是他已经习惯如此称呼一个被中国传统所异化的女性，一个微不足道的童养媳； 她连自己的名字—符号的所指，都是由男性随意决定； 另一方面，回顾中国历史，女性在审美过程中经历了“由人向物”的演变过程，即由主体向客体转化的过程。从原始时代开始，女性的生育之美和奉献之美就是主流文化大肆宣扬的对象，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女性更逐渐被异化为男性掌控的客体，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生存价值。父权制决定了社会的文化视角是男性的，因此艾青也未能摆脱这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思想。他的诗歌依旧是从男性居高临下的审美需求出发，用男性的思维方式去评判女性的存在意义，对乳母的不幸所抒发的仅仅是男性对弱者的一丝怜悯。惠特曼则是以男性的审美目光衡量女性，聚焦于她们的容貌由此来确定各自的存在价值，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惠特曼对青春凋残的女性是何等鄙夷与漠视。

　　两位诗人虽然都为各自所处时代女性的悲惨命运呐喊，寻求社会传统与女性生存与解放的平衡点，却忽视了女性自身的需求，虽然同情却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去发掘女性悲剧的根源，不自觉地用父权制传统去衡量女性的生存意义，因此女性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发出声音进而发掘自身的价值，这些都显示出结构和叙事态度间的矛盾。

　　诗歌风格的相似性与差异

　　相似性：

　　1.创作背景： 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热情地呼唤自由，衷心地赞美劳动人民，歌颂他们的勤劳和美德，强烈谴责上层社会的腐化，热烈地向往自由，憧憬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紧紧追随着时代的步伐，两位诗人的诗歌内容和形式都充分反映了社会变革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

　　2.用诗歌反映社会变革。惠特曼积极地鼓吹工业化带来的物质文化，为殖民扩张摇旗呐喊，不但颠覆了传统的诗歌格式，而且超越传统的美学维度极力凸显诗歌的社会功能，这样虽然加强了诗歌与时代的联系，扩大了诗歌在下层社会的影响，但是脱离传统的诗歌格律削弱了其艺术成就。趋于大众化﹑口语化使他的诗歌不可避免地陷入通俗的语言，远离诗歌的高雅。

　　差异性：

　　1.女性人物家庭背景的差异。艾青笔下的女性是试图革命但缺少动力，需要男性指引的弱者，这反映出当时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的冲突中心理的斗争和波动。女性渴望光明、向往自由，但在追求革命的道路上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艾青的视角始终无法摆脱几千年传统的束缚，对道德采用了双重标准，要求女性要服从男性的指挥，恭顺而贞洁，而对男性则没有任何道德要求。惠特曼笔下的女性均为下层社会生活极端穷困的家庭主妇，甚至是妓女，她们则代表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女性形象。被剥夺了公平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她们对生活已经失去了向往，安于现状，消极甚至自觉地承受着生活的种种重压，默默地承受着种种不公正与苦难。从这个角度看，惠特曼对传统道德的挑战显示出美国工业化进程中资产阶级对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

　　2.对待女性悲剧的不同态度

　　惠特曼刻画了不少如妓女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倍受屈辱的女性形象，对她们深表同情之余，还不乏褒奖。而艾青对城市充满了反感，将城市比喻成妓女，鄙夷之情溢于言表。除了成名作大堰河之外，艾青笔下女性主角较少。在意象的使用方面，也是以太阳和光这些明显充满阳刚之气的标志，这些均反映出深受当时政治环境影响的艾青，更多地是采用革命的视角去审视对象，抹杀了男女两性的差异，忽视了女性特有的气质。

　　结论：

　　两位诗人不但在使用语言上突破了诗歌传统，而且进一步将描写的视线转向下层女性，对她们的痛苦基本上持同情态度。相对于惠特曼，艾青则更多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对女性贞操的苛刻，对她们更多的是鄙夷。艾青和惠特曼一样，他们的艺术灵感均来自于当时社会变革对生活产生的剧烈的个人情感

　　体验，更实际和平凡，虽然缺乏古典的诗意，但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象牙塔，因此更有思想力度，传达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启示。由此不难发现，越是最具个性化的诗人，越是能够把自己的个人遭遇与体验升华为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

　　(《贵阳学院学报》，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