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论

　　80年代以来，语言问题渐渐为中国文学界所重视，始作俑者即汪曾祺。1987年，他在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连续发表三场演讲，皆以“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为题，此后又写了多篇谈语言的文章。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文集》“文论卷”，许多文章都和语言有关。语言问题始终是汪曾祺理解文学的基点，也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要着力点。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这是汪氏讨论文学语言的出发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就是说，语言并非附属于文学的工具，相反乃是文学赖以存在的根据；语言直接制约着文学。作家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直接就可以看出他的文学才性。

　　汪氏所谈的“语言”当然是汉语，不过他所使用的“语言”概念不等于西方现代语言学那个以语音为中心而排斥文字的语言概念，乃是从声音与文字、“声音语”和“文字语”、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关系着眼，具体考察“中国文学的语言”。他的结论，毋宁说是“字本位”的，即强调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学始终受中国文字制约：

　　“写小说用的语言，文学的语言，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是视觉的语言，不是听觉的语言。有的作家的语言离开口语较远，比如鲁迅；有的作家的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比如老舍。即使是老舍，可以说他的语言接近口语，甚至是口语化，但不能说他用口语写作，他用的是经过加工的口语”。

　　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五四”以来认定文学语言唯一基础只能是口语的信念，重新提出书面语的地位和性质问题：语言可能并不就等于说话发声，文字也可能并不只是记录语音的工具，即并不仅仅是无关乎语言核心的游离性存在。

　　汪曾祺敢于批评“五四”，对抗“五四”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观和语言观，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文学和语言问题(他多次提到闻一多对他的启发)：“小说是写给人看的，不是写给人听的”，“中国字不是拼音文字。中国的有文化的人，与其说是用汉语思维，不如说是用汉字思维”(他甚至鼓励京剧剧作家们直接“用韵文想”！)“我不太赞成电台朗诵诗和小说，尤其是配了乐。我觉得这常常限制了甚至损伤了原作的意境。听这种朗诵总觉得是隔着袜子挠痒痒，很不过瘾，不若直接看书痛快。”

　　80年代重提“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氏所见之深，远为现在一些谈论语言者所不及。汪氏有关语言的卓见，主要表现在敢于冲破德理达所谓“语音中心主义”的西方现代语言学藩篱，从文字书写而不是从发声说话的方向追问语言的本质及其对文学的制约，将我们对文学语言的思考从“音本位”重新拉回到“字本位”。他想阐明的主要一点是：撇开汉字致思汉语的问题几乎不可能。

　　(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