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心似火 三寸笔如枪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社会变革之剧烈、战火硝烟之频繁、文化碰撞之尖锐，自古至今都比较罕见，与此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也经历了一段颇为跌宕的历程。在这一时期，深受中国“文以载道”文学传统影响的作家们，自觉地将社会变革的内容纳入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形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潮流。在诸多优秀的作家群体中，作为后起之秀的郭小川亦深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其文学创作充满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而他一生投身革命的战斗经历，进一步“加深”了他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属性，形成了他颇具个人特色的“政治抒情诗”风格。

　　所谓“政治抒情诗”主要是指郭小川诗歌中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郭小川诗歌的这一艺术特点在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使他饱受非议，有人认为其诗歌强烈的政治色彩遮盖了诗歌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然而仔细梳理郭小川的生活历程便不难发现，他诗歌的这一艺术特点与其自身投身革命运动的经历是有着必然联系的。郭小川自中学读书时就已经密切关注社会时事，反思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对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等级压迫充满了不满和愤怒，这从他17岁时创作的《女性的豪歌》可见一斑，在这首通常被认为是郭小川处女作的诗歌中，郭小川这样写道：“不，不/日子不能这样过/我们要呐喊/我们要诉说/我们要战斗/我们要改革/我们要把女性的牢笼砸碎/我们要把男女的界限打破/我们不是女性/我们是强者/我们不是美人/我们是烈火……”年轻的诗人意气风发，对革命充满了雄心壮志，对旧社会旧体制发出了最具豪情的呐喊和控诉。卢沟桥事变之后，郭小川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他从北平秘密出发，经天津，抵达山西，加入了八路军一二〇师359旅。从此，郭小川正式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从最初的宣传干事到后来的县长、文艺处长，郭小川将自己全身心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他和千千万万的革命战士一样，为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竭尽所能，虽然并没有持枪上阵杀敌，但以笔为枪，他的一首首诗歌深深鼓舞了战友们。郭小川的革命生涯从抗日战争开始，跟随着党的脚步走过硝烟与战火，在生与死的考验中，他对党和人民的爱刻骨铭心。因此，他的诗歌充满了战斗的精神和高昂的政治热情，他为革命战友摇旗呐喊，为新中国建设谱下鼓舞人心的颂篇。

　　郭小川的诗歌有紧紧拥抱革命战斗和日常生活的写作主题。长期的革命战斗生涯让革命现实主义主题贯穿于他的文学创作之中，成为他最重要的文学写作对象。郭小川18岁参加革命，在战火与硝烟中成长，成为一名出色的革命干部参与革命斗争、参加新中国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郭小川写下许多火热的战斗诗篇，反映革命战友的日常生活，抒发自己的革命热情。如反映民生苦难的《疯妇人》：“那红色的，狂乱转动的眼睛/那披散着的长发，下坠的发髻/那急剧颤跳的嘴唇/那无节奏的舞跃的脚/那鸡爪般抓打的手/那狼嗥似的叫喊……”一个深受侵略者蹂躏的疯女人形象跃然纸上，她是当时日军铁蹄下千千万万受难者的代表，郭小川用诗歌为她们在人类历史上刻下墓志铭。充满战斗豪情的《我与枪》：“枪——/我勇敢的青春呵/枪——/我生命的卫士呵/我持枪走向永生/我持枪通过原野/河流山岗/城市与村庄/我的路是有仇敌的地方/我的路铺着太阳的红光/我卧时，枪如巨蟒伏草原/我立时，枪如野兔飞在禾苗间/我冲锋，那支枪呀/就化作一枝银色的箭/奔驰着，奔驰着……/直向敌人的喉咽”，革命的豪情与壮志都在一杆枪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整个战争时期，郭小川的诗歌都是这样紧紧拥抱着现实，不管是对苦难的书写还是对革命战斗的呐喊，都体现着他对现实的密切关注，写实性成为其诗歌创作重要的艺术特点。

　　郭小川的诗歌具有写实性的艺术特点，但他并不是一位简单的革命“号手”，他的诗歌在具有写实性的同时又有强烈的抒情性，他善于把握革命生活中的动人场景，进行有想象力的艺术加工，以更为抒情和婉转的格调表现出来，这使得其诗歌具有了区别于一般革命宣传作品的审美特性。如反映革命生活的《草鞋》：“草鞋的上面/有阳光/有小风/抚以温情的热吻/草鞋的底下/有大地/有浅草/唱着沉洪的壮歌/可是，这美丽的草鞋/却忠实卫护着我的同志的脚/像旱地里的船只/载着这光荣的旅客/草鞋是负着我的同志的光荣/正如土地，以负着草鞋的光荣/而引为骄傲呢”，作者的观察细致入微，一只随处可见的草鞋被赋予了生命的色彩，它在诗人的笔下成为革命战士的忠诚伙伴，追随着革命战士穿行于风雨和炮火之中，承载着前行的重任，郭小川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写作手法，让一只草鞋鲜活而生动，让整首诗充满了浓浓温情。广为人知的抒情诗篇《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抒情诗歌的代表作，尽管作者彼时正身处“文革”的风雨之中，但诗人的天性仍然让作品充满了浪漫的抒情气息。“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静静的团泊洼在郭小川笔下充满了生机，“秋风”、“秋光”、“高粱”、“向日葵”、“垂柳”、“芦苇”都不再是沉默静止的风物，而是成了有生命活力的存在，它们交织互动，构成了一幅浪漫唯美的田园画。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成果，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政治抒情诗”的“守望者”，而是选择做一个“开拓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郭小川在出版以抒情为主的诗集《投入火热的斗争》之后，开始了新的诗歌探索与冒险，他开始致力于叙事体诗歌的创作，试图将更为宽广和深邃的现实生活纳入创作视野，以叙事体诗歌这样新颖的形式来拓宽其文学作品的表现宽度和深度。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相继创作了一系列的叙事体新诗，这其中《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是代表作。《白雪的赞歌》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县委书记的妻子——于植的形象，作为一位革命战士的妻子，她在硝烟与战火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她坚强勇敢、革命意志坚定，对丈夫怀有忠贞的感情和敬意，对襁褓中的孩子怀有温暖的母爱，在诗中她高洁的品格如白雪般耀眼，而诗歌中对于于植与医生情感的“暧昧”书写则体现出革命文学中难得的人性之美，它使得于植的形象更为立体和丰满，这种回归人性的情节设计尽管在当时给郭小川带来了一些非议，但在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妙手之笔。《深深的山谷》则以回忆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一段凄美的革命爱情故事，男主角懦弱自私与女主角英勇果敢形成了鲜明对比，作者的笔触细腻温婉，对主人公的性格发展进行了细致描述，对男主角在革命中的动摇与毁灭有细致的分析，对女主角在革命中的成长历程有生动的书写，真实地反映出特定革命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与多变，也展现出革命战士对爱与美的追求。郭小川借用叙事体新诗这种新颖的文学表现形式对其诗歌创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郭小川的诗歌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既传承了诗歌的浪漫主义抒情性，又兼具现实主义的写实性，他把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细节进行艺术加工融入诗歌，他用他的诗歌记录社会历史的变革和人民群众的真善美，他把对党和革命的无限忠诚写入了诗行。或许在今天远离历史现场的后来者看来郭小川的诗歌存在种种“不足”，会看到他粗糙的艺术性、看到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看到强烈的政治属性等等，但我们应该更客观地来评价郭小川的诗歌，应该将其诗歌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去解读。在《月下集·权当序言》中，郭小川对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初衷有清晰地解释：“那时候，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号召已经响彻云霄，我情不自禁地以一个宣传鼓动员的姿态，写下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简直就像抗日战争时期在乡村的土墙书写动员标语一样。那时，我既没有思索多少创作中的艺术表现问题，平常又没有留心去捕捉积累生活中的形象和语言，只是随心写来，不加修饰地抒发着自己的感想。我的出发点是简单明了的。我愿意让这支笔蘸满了战斗的热情，帮我们的读者，首先是青年读者生长革命的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郭小川文学创作的初衷更多地源自于他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的感情，源自于他作为炎黄子孙的拳拳之心，在以民族救亡和新中国建设为主题的时代里，郭小川手中的那支笔紧跟历史的步伐，或化作匕首投向敌人，或化作冲锋号鼓舞战友，他的诗歌是一个特定时期的记录，而他是一个时代的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