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散文观

　　1989年版的《蒲桥集》封面上有一条广告：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日后汪曾祺老实“招供”，广告是应出版社之邀，自己写的，意在“让读者了解我的‘散文观’”，并谦称“这不是我的成就，只是我的追求”。此“广告”是汪曾祺对自己“散文观”最明确、简练的表述。他的其它一些有关散文的理论批评文字，多是对此“广告”的深化、细化或修正。

　　此处的所谓散文“皆有情致”，实际提示着，散文要具有主体性，要表现出作家个人的存在。正如他在《<汪曾祺小品>自序》中所说：“写写小品，对宇宙万汇，胡思乱想一气，可以感觉到自己像个人似的活着，感到自己的存在。”在评论先燕云的散文时也说：“其实，看山看水看雨看月看桥看井，看的都是人生。否则，就是一个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不是散文家。”散文中的山山水水、宇宙万汇皆为作家主体性的展开之地，人之存在的敞开之域。在“广告”中，主体性虽然为“情致”所指代，但主体性却不限于人之“情致”。汪曾祺在其它论述中说，“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随笔大都有点感触，有点议论”，“我所谈的都是家常小菜。谈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由此看出，散文的主体性既包含人的感性和理性，思想和情感，也包含态度、情趣、情绪、感觉等等。重要的是，他在给多位新潮散文作家的散文集作序后，认同了散文可以用意识流手法表现“恋父情结”等人的潜意识，让自己的散文主体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为人之心灵的整体。

　　散文之中应当表现出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又应当独具个性。汪曾祺甚至认为，“一个随人俯仰的人，毫无个性的人是不能成为作家的”；“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作品有风格，要能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并且，应该不客气地说，欣赏自己。‘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并进一步对“个性”解释道：“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就小品文而言，“小品文对某个现象，某个问题表示一定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深刻，但一定要是个人见解”。由此看来，散文主体的个性成为了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作家的标准。它又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表现为作家对事物的独特精神选择，表现为散文的独一无二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和风格。散文家不但要独具个性，在汪曾祺看来，他同时也应是真诚的，能够真诚地把本真世界抒写出来。在《序〈雨雾山乡〉》中他引用了王国维的一句话，“一切文章中，余爱以血写成者”。随后指出，散文能把“过人的哀乐如实地、不加修饰地写出来，便极感人”。

　　不精不诚，不能感人。只有真诚，才能抵达人和事物的本真。他认为沈从文散文充满魅力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文章“寄托了作者的哀戚、悲悯和希望，作者与这片地、这些人是血肉相关的，感情是深沉而真挚的”。强调散文的真实和真诚必然要反对散文主体的虚假、伪饰。他明确表示，“散文的大忌是作态”。散文应“‘无所衿饰’，不讲大道理，不慷慨激昂，也不装得很革命，不搔首弄姿，顾影自怜”。这也许就是“广告”中的“不矜持作态”内在含义。正是基于此，在评价中国现代散文史时，他才有了这样的看法：“中国散文，包括写父母的悼念性的文章，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有一个断裂，其特点是作假。这亦散文之一厄。”

　　(杨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