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产的过去：《林海雪原》的记忆书写

　　1957年《林海雪原》初版，关于创作缘起和艺术虚构等问题，不断复述与改写。在20世纪50年代末最早一批创作谈中，《林海雪原》落笔的感情基调是“纪念”。曲波动情地讲到1955年2月春节前的某个夜晚，冒着大雪回家，看到酣睡的妻子和孩子，竟负疚地想到，“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这种负疚感迅速升华为幸存者要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的责任感，即“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他还特别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并以此为依据，自觉承担起用“历史/小说”教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工作(曲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中国青年》1958年10期)。

　　有趣的是，当20世纪80年代再次谈及创作缘起时，曲波增加了一段个人史。真正引发创作欲望的是一次人生挫折。20世纪50年代初曲波还在齐齐哈尔车辆工厂任党委书记时，因为反对“一长制”被批斗。“战争年代，自己算得上一个善战者，进入工业部门，年刚26岁，苦学实干的锐气，4年中也颇得上级的嘉奖。只因对一个重大问题的见解，和当时东北最高领导、次高领导们的意见有分歧……把我和几位相同观点的同志，足足斗了一个星期，并且是上下密布、石头、稀泥、棍棒，没头没脑地砸下来”，“人卑我，我自卑，凄凄惨惨，数日不能自拔”。当朋友家人的鼓励都无济于事时，回忆成了良药，是那段英勇无畏、与战友生死与共的“黄金时期”，扫除了曲波的懊恼(曲波：《卑中情》，《山西文学》1983年6期)。曲波的妻子刘波后来回忆说，曲波最初是在检讨书上列出了一串战友的名字。“当时，很苦恼，七情除喜外，六情都有。每逢佳节倍思亲，回忆当年，回到战争的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成一本书呢？”(曲波：《我是怎样写〈林海雪原〉的》，《山东文学》1981年9期)

　　因创伤而怀念，在和平年代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这段“红色经典”背后颇有些暧昧的个人记忆在新时期迟滞发表。就像茹志鹃在20世纪80年代重述《百合花》的创作缘起时，提到“反右派斗争”中“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尽管两篇小说的美学风格截然不同，但在“人与战争”的普遍命题下，《林海雪原》并不因其被国家政治更有效征用，就缺乏它所内涵的人性与人情。

　　和平年代的“少剑波”

　　尽管后来的批评文章纷纷指出小说中少剑波形象塑造的失败，不可否认的是，原著中曲波对少剑波着墨最多；尽管曲波强调“我绝不是少剑波”，“我是企图按照一个更为完整的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的形象来刻画的”，但他在许多谈话场合，还是经常将“我”与“少剑波”混用。1958年，在《林海雪原》后发表的两个短篇小说中，少剑波再次成为主角。两篇小说均为工业题材，讲述了某工厂党委书记少剑波如何妥善处理两桩工人内部矛盾的故事。《热处理》的矛盾发生在青年工人胡振锋和总工程师宋科长之间，少剑波既批评了宋科长的专家意识，又在鼓励胡振峰尝试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教育他检讨“单干”热情。《争吵》则巧妙地将关于生产应重“产量”还是“质量”的冲突，放到一个工人血统的家庭中，让他们在民主生活会上各抒己见，再以少剑波阅读干部档案的回忆视角，讲述这对恋人和两位老父亲如何在旧社会互相帮扶，在新社会与工厂建立起骨肉情。这两篇小说今天最易被归入图解政治政策和路线斗争的“坏作品”，但若关联到此前《林海雪原》的创作缘起，它们又提供了启示。

　　曾经征战于林海雪原中的“少帅”，如今在办公桌上展开建设蓝图，“年轻的脸上浮出了微笑。这笑容是当年他在战场上常有的神态，战士们和指挥员们每当看到他这种笑容，就习惯地意识到：‘胜利就要拿到了！’”(《热处理》)看上去这是当代文学中战争文化心理的又一明证，但它直接呼应的却是曲波的个人经历。不同于《林海雪原》创作时的烦闷，此时的曲波已调入工业部门。昔日参加东北剿匪作战的解放军副政委，如今得以在工业战线坚持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的主张，在小说中有意保持少剑波作为“第一主人公”的故事延续性，其实内含了曲波的精神自传。两篇小说在塑造少剑波形象的方式上非常相似，都格外注重两种情境中少剑波的表现：一是临危不乱，沉着分析形势后排兵布阵；一是针对战士或工人的个人性情，从实例和日常生活中完成政治教育。对于曲波来说，少剑波形象所寄托的不仅是他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在人生受挫后于文学追忆中重新形塑的理想自我。

　　只有把以“少剑波”领衔的三篇小说拼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林海雪原》中个人记忆书写的完整结构。从这一点看，如果说《林海雪原》中悬念迭起、惊险磅礴的战斗画面，为建设年代的幸存者们注入了面向历史的感念与乌托邦激情，那么少剑波作为战争亲历者的经验总结，才是胜利的历史必然在当代延续的保障。

　　“胜利的哲学”与“乐观的文学”

　　回到少剑波的形象塑造上来，少剑波的“勇”不是栾超家式的“跨谷飞涧”，他的“智”也不是杨子荣的化装与舌战，相比小说中其他传奇化的英雄人物，少剑波更“接地气”。与他那合乎传统小说原型的英俊和神机妙算很不相宜的，小说中经常在少剑波思索战略决策时，插入两段“现代”知识。首先是始终缺席却又在场的何政委和田副司令，总是在战役得胜时，以信件等方式提醒少剑波要戒骄戒躁；其次是小说中几段涉及自然科学常识的描述，例如少剑波用瓶子热胀冷缩来解释白茹治疗冻伤的方法，借库伦比地质气候的“四桩怪”给战士们上自然课。尽管两位上级领导的一句“要镇静”，还难以上升到阶级教育的高度，科学原理的详细说明，与情节发展也并无必然联系，但类似后来对社会主义新人“又红又专”的要求，少剑波毕竟集中体现了曲波观念中现代革命英雄应当具备的素质。

　　再从结构上看，李希凡认为，少剑波只发挥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不如《红旗谱》中“性格发展史”式的英雄塑造(李希凡：《革命英雄典型的巡礼》，《文学评论》1961年1期)。从革命通俗文学角度看，这种“缀段式”的传统文学结构，也因缺乏线性的进化时间观念，不能像更成熟的革命史诗那样从本质上重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作为新中国军旅文学创作第一次高潮中的作品，《林海雪原》的重心始终是“如何求胜”，而非革命的合法性论证。

　　然而从“求胜”的角度聚焦四场战役的衔接处，曲波又写出了他的“胜利的哲学”。在每次战争间隙，少剑波常常以日记、报告等形式分析战斗情势、自我反省。曲波不惜放慢叙事节奏写少剑波的心理活动——如何克服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处境。像对待大雪那样，将劣势转为优势，始终是每次作战的出发点，以革命教科书的视角看，这简直就是实践辩证唯物论的通俗版本，凝结了游击战、持久战等“人民战争”的经验和原理。虽然曲波承认有关滑雪的情节纯属虚构，只是为了增添小分队作战的浪漫氛围，但利用雪的事例贯穿全篇，仍象征性地构成了小说中乐观主义情绪得以不断产生的源泉。对比后来样板戏中杨子荣式“胸有朝阳”、“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林海雪原》并没有直接表达对毛泽东思想的赤胆忠心，但什么才是革命更宝贵的财产呢？“乐观”不是来自抽象的信念或意志，而是在“胜利的哲学”指引下的行动。

　　记忆与文学的互渗

　　如果说将“记忆”整理为“小说”，潜在借助了两个元文本，一是所谓民间隐形结构中的传统文化，一是政治规范下的革命文化，那么正是两者间的结合与冲突，构成了《林海雪原》可以被不断调适的经典内涵。

　　《林海雪原》之后，曲波还有三部长篇小说创作，分别是《山呼海啸》《桥隆飙》和《戎萼碑》。鉴于《林海雪原》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小说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上都更加契合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规范。例如《桥隆飙》写草莽英雄抗日，虽然曲波并没有把飙字军的指挥长桥隆飙直接塑造成高大全的人物，但桥隆飙的成长史已被准确地编入革命史。不同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暧昧形象，《桥隆飙》中党的领导作用被分散到马定军、麦嫂等不同角色上，而作为革命目标，“打出一个穷人立足的天下来”，也因为桥隆飙入党和飙字军成为八路军，最终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向阶级革命的性质转变。

　　这种意识上的“修正”，也表现在曲波未完成的自传中。这部个人回忆录再次显示了小说与记忆的互渗。曲波用小说家的笔法追忆了父亲失败的小资产阶级发家史，父子俩在家贫国难的愤懑中读《水浒》《说岳》，曲波坦言是这两部书激发了他少年时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但“个人英雄主义、个人奋斗主义，也同时侵入了我的灵魂”(曲波：《回忆与遐想(未完成的自传)》)。在胶东工学读书时，得老师授书，开始读《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通俗读本》《大众哲学》等，第一次知道“马列主义”……这些表明政治觉悟的叙述，或许会被认为掺杂了太多时代印迹，但熟悉“红色经典”的读者，不难从这些生动的个人史片段中联想到《红旗谱》里的农民英雄朱老忠、作为青年导师的贾湘农。

　　曲波自己的小说也在和自传发生着奇妙的互文关系。自传中写到和妻子刘波的相识相恋，既是曲波矛盾的性情所致，也是由于战争的聚散无常，这段感情描写并没有才子佳人式的凄凄婉婉，反而更多是直率的表白与行动。这像极了《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小白鸽的故事，既有欲迎还拒，也有对彼此革命工作的欣赏。很难说究竟是小说中插入了个人记忆，还是记忆模仿了小说。

　　《林海雪原》的编辑修改、批评以及不断衍生出电影、话剧、“样板戏”、电视剧等的全过程，不仅是政治组织下的当代“文学生产”，它本身也以文学“生产”政治文化的方式，重新塑造着我们的社会记忆与文化认同。关于“过去”，总是充满了我们阅读过的故事，别人为我们勾勒的生活，以及在我们面前正在发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