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中的浪漫新质——论艾芜短篇小说集《南行记》

　　1935年短篇小说集《南行记》的出版奠定了艾芜在左翼文坛的地位，艾芜也因此跻身于“最优秀的左翼作家”(鲁迅语)之列。

　　不少学者对《南行记》究竟是现实主义创作还是浪漫主义风格曾有过争论。争论双方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存在于艾芜《南行记》中的现实主义基调和浪漫主义风格进行探讨，本文所要完成的是将《南行记》还原到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在革命文学的整体创作中考察其独具的艺术风格，即《南行记》在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左翼文坛中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特征，同时在这种浪漫风格中又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战斗性。

　　革命文学中的新质：浪漫性；

　　早年深受郭沫若及创造社艺术风格影响的艾芜，在南方边地及南洋流浪了五六年之后，来到左翼文学中心的上海准备从事文学创作时，面对此种情形，他感到了惶惑：在创作道路上怎样起步？既不愿按照普罗作家的模式写一些“突变式的革命英雄”，又怀疑自己“在文艺上的努力，对于目前的时代，成为白费力气，毫无意义的”。在得到了鲁迅“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的答复之后，艾芜明确了，要尊重艺术规律，不必趋时，走自己的路子。艾芜的作品另辟蹊径，选取他熟悉的南行生活，着意描写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用特异的边地人民传奇生活为题材，开拓了现代文学反映现实的新领域。并且，在左翼革命现实主义流派之内，发展起一种充满明丽清新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感情的、主观抒情因素很强的小说”。由此成就了一位风格独特的左翼作家，其独特之处就表现在为注重客观写实的革命文学注入了新质：浪漫性。

　　浪漫风格中的新质：战斗性；

　　仅仅把浪漫性视为《南行记》的主要精神基调，既无法理解何以一部《南行记》就奠定了艾芜在左翼文坛的重要地位，也不能全面地把握《南行记》的艺术魅力。鲁迅说过：“文学是战斗的！”如果说这种战斗性体现在茅盾等社会剖析作家的作品里是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传达出讽刺和批判的话，在艾芜的《南行记》中则是以一种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表现出来的，是“反抗的浪漫主义”。

　　浪漫性与战斗性的融合；

　　《南行记》的浪漫性是革命文学中的新质，但是艾芜的创作并不是纯粹追求浪漫性，而是在浪漫中体现出反抗精神。虽说反抗精神是浪漫主义的应有之意，但艾芜浪漫主义的反抗精神是和现实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出一种带有浪漫气息的现实战斗性。

　　除了在这些“化外之民”身上体现出反抗精神，南行题材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我”的漂泊经历是体现了一种浪漫的反抗精神和现实的战斗性。《南行记》的首篇《人生哲学的一课》中的“我”在极度困顿，就要流落街头时，心里还是燃烧着一个信念：“我要活下去！”“挣扎下去，奋斗下去！”在种种挫折面前，“我”发下誓言，不能向命运低头，这是“我”的心声，也是《南行记》的开篇宣言：“就是整个世界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像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我”一路漂泊，见识过雄浑、奇异的边地风光和纯真、质朴的民风，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体味他们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感受他们的强悍和不屈。“我”不是一个浑浑噩噩、随遇而安的漂泊者、流浪人，“我”是“漂泊中的探索者”。在整个南行过程中，为了生存，他给人作过小店伙计、家庭教师、卖货郎老头的伙计，甚至参加了一次强盗的行动，但是他始终不曾屈服于生活的压迫和命运的摆布，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也不愿扔掉他的书本，不放弃对光明的追求。

　　《南行记》记载着一个漂泊者的探索和奋斗，记载着一群“化外之民”的强悍和不屈，其中体现出在南国边地生活过、生活着的人们的浪漫的反抗精神和战斗性。这是艾芜贡献于左翼文坛的力作。